陈海燕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指固化为一定形式的，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概念、命题和文化核心词。它们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探索和理性思考的成果，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它们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诠释和翻译，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华思想文化的关键。对此，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明确指示要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国际传播，加强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诠释和翻译工作。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正是落实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由教育部、国家语委牵头组织，多部委联合参与的国家级重大项目。本项目的核心任务就是梳理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中国核心价值的思想文化术语，用简练的语言，客观准确地予以诠释、翻译，从而促进世界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思想文化，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本文将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所依据的中文文本情况延展开去，浅析体现中国价值观念的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难点及具体的翻译方法。

一、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所依据的

中文文本情况从16世纪利玛窦翻译《四书》算起，迄今已有上千种中华思想文化典籍被译成其他语言，其中蕴含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一些素材，但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作为一个国家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整理和翻译，在我国尚属首次。

在本项目中，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中文文本是由国内文史哲三大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整理撰写的，每个术语由条目、释义、引例三部分组成：条目的筛选经过了学科组、专家委员两级讨论和审定；每条术语的释义高度概括并极为简练，一般不超过350字；引例是从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目的是说明术语的来源、补释义之不足或引证古人对相关术语的解释。译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其一，每一个术语都体现了中华先民对自然、社会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和高度的理论概括，有着博大的思想文化蕴含。

其二，一些核心的、基础性的思想文化术语往往有多个诠释文本，不同的文本之间差异很大，很多术语在学界就没有一致的、被普遍认可的定义。

其三，有些核心术语，如基础范畴的术语“道”、“气”、“理”、“势”、“阴阳”等，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思想家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诠释，因此有着复杂甚至难解的含义；还有一些非常抽象的文学术语，如“境界”、“风骨”、“神韵”、“意境”等，更是反映不同时期文学家们的个人感受和体悟，今天的学者很难给出一个明晰的定义，多数时候还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些无疑是我们在诠释、翻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疑点和难点。

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难点

译者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准确理解中文文本，然后才是如何将中文文本转换为恰当的英语译文。让译者最难驾驭的，有如下五点：

（一）概念的“二次构造”

所谓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概念的“二次构造”，指的是对固化为词或短语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即用英语的单词或短语简明扼要地表达其含义，构

造出中华思想文化在英语世界中的概念术语，让西方读者真正了解中华思想文化的核心内涵。但如前面所述，中华思想文化中一些核心性、基础性的术语，常常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象或独特的精神内涵，有些术语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并且，与一般意义上的语文词语不同，这些术语常常有多层含义，因此几乎找不到绝对匹配的英文对应词或对应短语。这需要译者充分理解术语精神文化内涵，创造性地进行翻译。

如术语“一”的释义为：

“一”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一，指万物的本体或本原，即“道”的别称，或称“太一”。其二，指天地未分之时的混沌状态。“一”分化形成天地，天地万物都产生于这样一个混沌的统一体。其三，指事物的统一性，与“多”“两”相对，意在强调有差异或对立的事物之间的统一性。

如何来翻译这个“一”？“一”作为普通的数词，对应的英文非常简单，就是one。但作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一”，它却有三种不同的哲学含义。西方哲学中虽然也有“一”，但只相当于上面第三种含义而没有第一、二种含义。因此，这个“一”在此体现了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思想文化内涵，简单翻译为one不足以体现其独特性，译审专家和编辑再三斟酌，将“一”的对应译文定稿为the one，以区别于语文词的“一”。

又如术语“神”，它在中华思想文化中有四种不同的含义：

其一，指具有人格意义的神灵，具有超越于人力的能力。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自然事物皆有其神灵，人死后的灵魂也可以成为神灵。其二，指人的精神、心神。道教认为“神”是人的生命的主宰，因此以存神、炼神为长生之要。其三，指天地万物在阴阳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微妙不测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神”常与“化”连用，合称“神化”。其四，指人所具有的神妙不可测度的生命境界。显然，作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神”，不可以简单地翻译为God或god，因为God / god的含义仅限于宗教，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神”的内涵相去甚远。根据《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5版），God / god一词的主要含义为：1）the spirit or BEING who Christians, Jews, Muslims etc pray to, and who they believe created the universe; 2）a male spirit or BEING who is believed by some religions to control the world or part of it, or who represents a particular quality。

两个释义都无法对应上面所列“神”的四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英译文最后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在本项目中，当一个英文词或短语无法表达出术语条目的含义（往往是多重含义）时采用音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音译后加括注，括注的内容可能是该术语约定俗成的英译文，也可能是在较大程度上能体现该术语内涵的英译文。因此，“神”的对应译文最后确定为shen （spirit / spiritual），括号中的这两个英文词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神”的核心内涵。

在用英文二次构造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概念时，需要译者有非常高的学术素养，否则就会产生偏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术语“良史”的翻译。“良史”的释义为“好的史家或史书”，从字面看，翻译为good historian or good history是正确的。但学科组专家审稿后指出，“良史”主要是就事实性和可信度而言，good historian or good history含义太泛，因此最后的译文定稿为trustworthy historian or factual history，从而更加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术语的内涵。

可见只有对文本深入理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译文的准确性。

在二次构造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概念时，译者还要注意对应英译文适当的概括性，使之在内涵上“神似”，在形式上“形似”。如术语“玄览”。审稿、编辑过程中译文一度为learn the world with a peaceful mind，译文太长，不太像一个术语。经过学科和译审专家的反复推敲，最后定稿为pure-minded contemplation，从而在内涵和形式上都更清晰、简明，能让英语读者一目了然，清楚地理解这一术语。

（二）正确借用西方哲学术语

在翻译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术语时，我们自然而然地首先会去寻找现成的英语哲学术语对应词。但在使用过程中，囿于对西方哲学术语的认知局限，有时会误用。事实上，我们在使用西方现成的术语概念来翻译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术语时是十分慎重的，因为借用不当会使中国的思想文化术语失去自身的独特性，给西方读者造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模拟西方术语而来的错觉或将中西方思想文化简单地等同，这恰恰是我们要纠正和避免的。下面是几个相关例子。

例如，术语“有无”的翻译。“有无”的释义为：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有三种不同含义：其一，指个体事物的不同部分，实有的部分为“有”，空虚的部分为“无”；其二，指个体事物在生成、存在、消亡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状态，既有之后、未消亡之前的状态为“有”，未有之前与既终之后的状态为“无”；其三，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或其总和为“有”，超越一切个体事物的无形、无名的本体或本原为“无”。

根据“有无”的释义，译文一度采用的是音译加括注的方式：

you （being）and wu （non-being）。从字面意义和一般认识角度来看，括注部分是符合术语释义的。但在征求各方专家意见的过程中，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柯平教授指出，being和non-being是西方哲学中的一对概念，being的含义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用思想来推论的永恒实在”，而non-being是“可见可摸但不是实在的东西”。他认为此处将“有无”翻译为being和non-being会给西方读者造成混淆。经过“术语工程”哲学专家和译审专家讨论后，我们的译文只保留了音译，删除了括注的意译，并对释义部分的译文也作了相应调整，保证了译文对术语核心内涵传达的准确性。

因此，用这些西方哲学术语翻译中国哲学概念中的“本原或本体”是不合适的。在征求“术语工程”哲学组专家的意见后，译文定稿为the original source or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things。

（三）传达术语条目的内涵

有些思想文化术语，尤其是文艺方面的术语，古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后世的学者也多是见仁见智或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今天的学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古人诗意的、文学化的描述尽量转化为比较明晰的表述，但这些表述并不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定义。这样的术语在本项目中为数不少，这对术语的中文诠释者是挑战，对译者同样也是挑战。

以“趣”这个术语为例。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在《叙陈正甫<</font>会心集>》一文中对“趣”的描述为：“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袁宏道认为，诗文作品中的“趣”就是一个没法用一句话表达清楚而只能通过内心的感悟逐步接近、把握的概念。

本项目中，术语“趣”的中文释义，用“志趣”、“情趣”、“意趣”等多个词语来诠释其基本含义，并最终归结为“作品中无形的精神韵味”。这显然不能说是“趣”的科学定义，而只是对“趣”的内涵进行的文学化的、列举式的描述。如果说“志趣”、“情趣”、“意趣”可以翻译为aspirations, emotions, interests，那“精神韵味”就令译者颇费心思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这样解释“韵味”：1）声韵所体现的意味。2）情趣；趣味。前一个义项肯定不符合这里要表达的意思，而后一个义项中，“情趣”前面已有解释，而“趣味”一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是“使人感到愉快、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但是，如果将“精神韵味”翻译成spiritual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或spiritual and emotional features，不仅感觉生硬，而且也传达不出“趣”的文艺内涵。最后的译文采用了意译的方式：Qu is invisible but manifests its value and appeal through aesthetic appreciation.

（四）正确翻译引例及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

每个术语后面附列引例，是为了说明术语的来源、补释义之不足、展示术语经常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典型语境，或引证古人的权威解释。在这样的前提下，引例中出现的术语其含义有时并不等同于前面术语所给的诠释意义，而是有更宽泛或更深层的含义。因此，在翻译引例中出现的术语时，有时不能直接使用条目的对应译文，而是需要对引例作全面理解以后再以适当的英语来翻译。例如，术语“良知”有一个引例是：“天理即是良知。”这个引例只有六个字，看似很简单、很清楚，但事实上理解它的真实内涵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它涉及“天理”和“良知”两个术语，而“天理”和“良知”各自又都有几重含义。宋代学者强调“天理”，而王阳明力倡“良知”、“致良知”，在他看来，“良知”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宇宙论、天道观的意义，他认为天理就其本质来说和良知是一回事。我们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曾有一个版本是：Principles of heaven are conscience. 从字面看，与中文完全对应，但内涵的传达却不够，并没有起到补充释义的作用。经过中英文专家反复沟通，最后确定的译文是：Principles of heaven and conscience are the same in essence. 这样就把引例的核心意思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另一个例子为术语“义”的引例：“君子喻于义。”这句话出自《论语》，译成白话就是：“君子知晓并遵循义。”白话翻译简明扼要，易于理解，因而译者非常忠实地翻译为：Junzi （a man of virtue）understands and follows righteousness.从表面上看，中英文是完全能够对上的，并且非常工整，但引例的深层含义同样没有完全传达出来。因为，这句话的深层含义说的是：“君子从‘义’出发来理解事物，其行为遵循‘义’。”因此，最后我们将译文修改为：Junzi （a man of virtue）understands things and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righteousness.

（五）典籍名称的翻译

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每个引例都详细注明出自哪部典籍或作品。这些典籍名称的翻译对译者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中国典籍名称的翻译，通常有三种情况：（1）有现成译名或约定俗成的译名；（2）有现成译名但并不能完全体现原书名的真正含义；（3）没有可资参考的译名。第一种情况，一般直接使用即可，比如《论语》（The Analects）《周易》（The Book of Changes）等。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我们更多使用了解释性翻译（意译），目的是要使典籍名称的译文有具体的意义指向，能够向读者传达出典籍名称的主要内容。如《论衡》书名的翻译就是这种情况。从字面上看，一般人很难理解作品的内容或要旨是什么。现成的译文有Discourses Weighed in the Balance （Bai, 2010），以及Balanced Inquiries （Zhang, 2005）。从字面意义上，这两个译名体现了“论”和“衡”的意思，但却并没有表达出作品的内容或要旨。我们根据《论衡》主要讲述的是“学术真伪的判断标准”或“如何衡量学术观点的是非”，最后确定译文为：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Learning。

关于典籍名称的翻译，译者首要的任务是准确理解其内涵，并恰当地进行翻译。有些引例的书名或文章名很生僻，译者很难理解其含义。

我们与译审专家经过反复讨论后认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目的是推动中华思想文化的普及，照字面直译对专家层次的读者来说不会有障碍，但会影响普通读者对作品内容的认知。因此相比之下，还是采用意译的方式处理作品名称为优，但在将来出版合集时，我们会添加“作品名称附录”，列出本项目使用的文献中文名和译名。

三、结语

古今中外，众多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的标准及方法各执一词，但是，对于翻译的一般过程，各家基本上没有大分歧，即翻译必须遵循三个基本步骤：理解、传达、校改。一切负责任的翻译都是从理解原文入手的（李颖，1998）。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这样一个重大基础文化项目来说，用今天的汉语来诠释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术语无先例可循，而翻译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因此，从学科（文史哲）角度以及在中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正确、准确地理解术语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是保证译文质量的关键。同时，用英文以及其他外语来翻译和传达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核心内容是可能的，但却是有一定限度的。法国语言学家乔治•穆南（Mounin，1973）认为，翻译是一种“有限的可能”（Une opération relative dans son succès）。就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而言，这种“有限的可能”不仅体现为语言转换上的“有限”，也体现在术语内涵研究上的“有限”，即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研究和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因而对这些术语的翻译也会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后来的学者、译者艰辛而持续努力，使之不断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