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列宁在《论策略》一文中引用过这句话。但是，200多年过去，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政党并不多。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理解和实践这句话的政党。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创新中产生的。
毛泽东的探索
毛泽东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始于1956年。这年春暖花开时节，毛泽东没有外出视察，甚至没有走出自己的居所看一看中南海葱绿的树木和争奇斗艳的花朵，他在自己办公兼休息的地方把中央各个部的部长请来，一谈就是一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谈话。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几十天过去，毛泽东约谈的高级干部尚不知，毛泽东头脑中正勾画着摆脱苏联建设模式，走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蓝图。同年4月，毛泽东在这次大调研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第一次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第一次做出决不照搬苏联，走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论断。毛泽东下定的决心，高瞻远瞩的谋划，很多人是在几十年后才理解其意义的。
相隔两年多，很多中国音乐家聚集在一起听毛泽东谈音乐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谈音乐时，包含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与众不同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讲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讲到的要“越搞越中国化”，“非马非驴也可以”，中国要向外国学习，“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其中哲理，今天仍然极为可贵。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
1957年，国际国内出现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再次深入探索。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分析，发出的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论述等，留下了他探索道路上的闪光足迹。
1959年底至1960年春，杭州、广州、上海，天气都有几分寒意，但毛泽东却浑然不觉，他与几个理论家在对一本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热烈讨论中，留下很多价值极高、深刻影响后世的观点。实际上毛泽东是借此方式集中精力总结此前的经验，深入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段以宏阔视野通观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而说的话，让人想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毛泽东当年论述之间的理论联系。“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几十年前毛泽东对“四个现代化”的完整表述。
从古至今，第一个探索者往往第一个经历曲折。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得断断续续，经历艰难曲折，但他的探索精神、多方面经验积累、积极的思想成果，却有很高价值。
邓小平的开拓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没有中断。接力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此过程中，邓小平这个名字，已牢刻于历史丰碑。
邓小平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时，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各国都在谋发展，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谋发展，既迫切，又特殊，因为中国走过曲折的道路，有经验，也有教训。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还沿用原来的搞法，行吗？问题是思想先导，实践呼唤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新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理论飞跃的产物。在此过程中，邓小平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是邓小平。他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准确而坚定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这句话，发人所未发，撞击人们的灵魂，冲击人们的思维定势。第一个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也是邓小平。邓小平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规划的，就是确定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起点、赋予新动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有心人会发现，邓小平进行理论创造，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性、开创性的科学回答，形成了完整的理论观点。但是，如何表述邓小平的理论创新，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党内外都是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表述。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形成理论体系轮廓，名称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则是对邓小平理论创造的阐述，标志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对中国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破坏，但更大的危害，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挑战。对邓小平的理论创造提出质疑的，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一个严峻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中国今后到底用什么思想指导？走什么道路？
当时的邓小平，虽然已88岁高龄，却于1992年初毅然踏上南下路途。他历时一个多月，行程几千公里，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调研视察，发表了一系列新观点，后来被统称为“南方讲话”，整理成文字，放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篇。这篇文章，是邓小平的“收官”之作，也是他的政治交代。其中，他阐述的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既是他理论创造的集中、凝结，更是他理论创造的升华。这个谈话，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思想上，是又一次大解放；在实践上，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
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新的理论创造，充实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在这个理论前边加上了“邓小平”三个字，明确肯定了邓小平在这个重大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并且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条，清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完整体系和内在逻辑，但是，还没有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
◆邓小平在时代变化、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勇于探索，阐述了别人所没有提出甚至没有想到的重大理论观点，正确回答了现实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本内涵。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此时，中共中央清醒而坚定。继承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责无旁贷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无路可退，唯有阔步向前！邓小平逝世3个月的1997年5月19日，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当着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严肃地提出关于旗帜的问题，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现在我们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
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结论。
党的十五大，是在邓小平逝世后召开的。让全党放心的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成为大会的灵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结尾说的话铿锵有力：“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这段话，成为十五大的点睛之笔。
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且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做出概述，指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理论。
今天，我们为什么用“开拓”两个字形容邓小平的伟大贡献？就是因为他在时代变化、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勇于探索，阐述了别人所没有提出甚至没有想到的重大理论观点，正确回答了现实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本内涵。这种开拓，既需要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邓小平理论来之不易，它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创新。40年风雷激荡，40年岁月峥嵘，40年开拓进取。40年的风霜雨雪，没有使邓小平理论有丝毫褪色，反而使它大放光彩。
江泽民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引为自豪的，是它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艰辛探索而形成的继承性，更是它代代相续的创造性。邓小平在世时，打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架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战胜种种风险挑战，在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阅读《江泽民文选》会发现，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是“创新”。“创新”一词源于拉丁语，现代人一般用它形容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和行为。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借用这个词汇，赋予其全新的含义，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大业中，运用已有知识，不断突破常规，创造独特的有社会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打破旧的常规戒律，提出新的理论、主张、方案，重新认识和改造世界。江泽民本人在创新方面的重大贡献，就是提出并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江泽民的重大贡献，决非凭空而来。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是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3年。13年间，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风险挑战接连不断：海湾战争，“台独”分裂势力猖狂挑衅，亚洲金融危机，长江、嫩江、松花江严重洪涝灾害，美国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世界也出现许多大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13年，中国共产党经受重大挑战，经历惊涛骇浪。在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面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以信步闲庭的气度，从容应对并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战略，锐意推进重点领域重大改革，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践、奋进、开拓、创新的过程，就是积累新经验的过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经验概括总结升华的结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
◆2000年2月江泽民视察广东，在广州市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江泽民于此次视察期间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历史聚焦于2000年2月。当时，江泽民出席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后，决定从2月21日到25日考察广东省。他这次考察，有两点与以往不同，一是时间比较长，不算在茂名高州市的时间，在广东省也达五天时间；二是考察时，他问得多，思索多，讲话不多，直到24号下午，他才在广州市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时做了也不算太长的讲话。虽然讲话时间不太长，其中却凝结了他对新经验进行长期思索、概括、升华的成果，包含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他说了这样一段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江泽民的这篇讲话，后来被整理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一文发表。此文刚发表时，还没有固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全名，文章标题只提整理者集中江泽民论述加上的“三个代表”，传达时，也有诸如“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等说法。后来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再次阐述这一重要思想，阐述中对文句做了规范，形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标准表述。到2002年后，中共中央将这个论述的全名定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时代新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来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江泽民本人也十分珍视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将他首次提出“三个代表”的文章列为《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开卷篇。
胡锦涛的发展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首诗出自清代史学家兼诗人赵翼之手，也只有史、诗双通的赵翼，才能写出这种哲理深刻意境高远的作品。用这首诗形容中国共产党，恰如其分。经过千锤百炼，汇聚很多英才的中国共产党，确实“代有才人出”。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证明了这个事实。
胡锦涛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新情况下，胡锦涛总书记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创立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科学发展观用中央文件形式确定下来，是科学发展观成为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指导思想的标志。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在2003年历经半年时间分四个阶段逐步提出来的。第一阶段是200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时，针对“非典”肆虐带来的严重损失，提出了“全面的发展观”概念，要求做到集约发展、全面发展、系统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些提法，虽然包含科学发展的意思，却没有“科学发展”这个词汇。第二阶段是2003年7月，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我们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些话中，科学发展的意思更明确了，但是仍然没有“科学发展”一词。第三阶段是2003年8月28日—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提出了如下要求：“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这段话中，胡锦涛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词汇。把他这次讲话和他前两次讲话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的“科学发展观”清晰概念。第四阶段是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包括这样一段话:“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把科学发展观用中央文件形式确定下来，是科学发展观成为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指导思想的标志。
科学发展观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的提出和阐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可能很多人没有特别注意这样一个理论变化，即党的十七大报告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新概念，并对“理论体系”这个概念的思想内涵作了这样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界定，揭示了这几个理论成果的内在关联，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统称，是对这些重大理论成果的整合。在这种整合中，科学发展观被确定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的跃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不可能一成不变，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停滞不前，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这篇大文章，需要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书写。浓墨重彩的历史书写者，必定是实践的开拓者，理论的创新者。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实践开拓者、理论创新者。习近平曾经豪迈地说：“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也确实以宽广的政治视野，宏大的政治气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了下去，并且在写的过程中展现大手笔，实现理论新跃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人们能够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这种变革：中国的发展，经过站起来、富起来，已经踏上强起来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已现。面临社会环境、现实条件深刻变化的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方位今非昔比。人类在进步，世界在变化，多极化、全球化、多样化、信息化引领人类生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从自己和周围群众的生活需求变化中已经感觉到与从前相比的重大区别，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非同一般、带有全局性历史性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的目标视域已经向前伸展：规划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路线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共产党也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风险考验，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提出更加科学、严密、有效的思路和举措。这些，是重大标志，标志着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新时代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新课题，这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答新课题呼唤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顺应时代呼唤而产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新时代新课题，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构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纵观5000多年中华民族生息发展史，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对中华文化悠久积累的吸吮；纵观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探索开拓史，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正确把握；纵观中国共产党96年艰苦卓绝奋斗史，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怀；纵观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凡发展史，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在继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实现的新跃升。这一思想，充满时代气息，不是对老祖宗的简单重复，而是立足新时代，着眼新问题，讲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阐述了先行者没有提出的理论观点，是新时代指导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鲜活理论。这一思想，代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风范。
2017年10月24日，已经作为光辉一页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这天上午，出席党的十九大的全体代表表决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把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表决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又一次与时俱进，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犹如鼓起风帆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一路凯歌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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