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字化浪潮初露端倪，传播学学者、数字媒介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这一变革背后蕴含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并以前瞻性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书写，这一古老的文化载体，是否还拥有未来？

在其1987年问世的《书写有未来吗？》这本著作中，弗卢塞尔巧妙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从存在主义的独特视角出发，对书写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剖析。

通过精心挑选的20个与书写紧密相连的关键词，他系统揭示了书写如何随着历史的演进，塑造并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而对“书写是否拥有未来”这一疑问给出了答案：书写的式微，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弗卢塞尔的这本书，更是对那些明知书写前路渺茫却依然坚守笔耕者的致敬。他寄望于那些既不愿轻易放弃书写传统，又勇于拥抱数字化生存的人们，能够穿透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表象，深刻洞察人与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思考并追寻“人类存在的真正意义”。

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弗卢塞尔不仅探讨了书写的命运，更引导我们反思在技术进步的大潮中，人类应如何定位自己，如何在人与技术的交织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中，坚守人性的本质与价值。

弗卢塞尔将本书献给明知书写没有未来却仍坚持书写的人。同时，他希望固执地不愿放弃书写和果断放弃书写并走向“数字化生存”的人，能勘破媒介技术的变化，在人与技术的复杂关系中把握“人类何为”。

                                                 / 中文版序 /

                                        再访《书写有未来吗？》

                                     ——致敬后书写时代的书写者

《书写有未来吗？》（1987）是威廉·弗卢塞尔生前写就的最后一本著作。

弗卢塞尔认为，将字母与文本记号并列排序的“书写”几乎（或者完全）没有未来，因为新符号已然诞生了，它比文本更易于生成，在传达、接受和储存信息方面也更有优势。

早些时候，录音带、唱片、电影、录像带、磁盘等的出现表明，能比文本记号更好地传递信息的符号已经存在了。

在弗卢塞尔看来，新符号的出现就像文字与传统图像在历史时代之开端的对抗一样——20世纪末出现的数字符号也在对抗并超越字母符号。

弗卢塞尔认为，如果历史时代字母符号的思维挑战的是前历史时代的魔法（魔术）思维，那么数字符号的思维就是对过程性、发展性意识形态（它源于字母-数字符号的结构性、系统性、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对抗。

弗卢塞尔预言，尽管字母-数字符号作为启蒙符号，从文字发明到文字文本的成功启蒙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岁月，但数字符号在21世纪的新启蒙，从开始到成功也不过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虽然书写正处于一种危机状况，但通过比较过去与将来的书写姿态间的差异，弗卢塞尔以文化人类学式的传播哲学方法考察了“文字文化”。

早先曾学习书写的人，在学习数字符号时代的新符号时，其年岁也大了，可能人也变得懒惰了，但仍有人相信，只有书写文章，才能通过书写的姿态成就自己的此在。

因此，对书写展开考察，是为了以下三种类型的人：

第一类人相信书写存在意义；

第二类人认为必须学习电脑而不再进行传统书写，并一心想要返回“数字化幼儿园”；

第三类人尽管知道书写没有意义，但仍进行书写。

本书就是针对前两类人写的，并敬献给第三类人。

在本书中，弗卢塞尔对文本的标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赋予其创造性的含义，继而展开了有关文本的书写（元书写）。

此时，所有的书写都是正确的，它们呈现为一种排好顺序的文本符号的姿态。虽然神话的或魔术（魔法）的思维不再被使用并被废弃，虽然这种思维仍在圆圈内循环，但书写就是一种将它并列排序的姿态，而且正确的、排序的思维具有逻辑性。

按照这种逻辑思维，本书对书写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性研究。具体而言，本书将书写的变化过程描述为以阴刻方式雕刻的铭刻文字，在物体表面书写的记录（表面文字），以及字母、文本、印刷、规定、口语、文艺创作、阅读方式、解码、书籍、信件、报纸、书写用品店、书桌、脚本、数字符号、重新编码。

需要指出的是，为与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对应，也为了让人们意识到威胁逻辑思维的第二次文盲潮即将来临，或者从更深层次来说，为了抵抗人类因无法解读技术图像而展现出的无能为力，弗卢塞尔强忍着泪水收集了数千个签名，并以这样的核心立场作为收尾（所以它也是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

基于此，我在序言中将遵循弗卢塞尔的考察顺序，对本书进行简略分析，以帮助读者有效地理解他的思想。

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最初的书写使用类似于楔形的工具，将按时间顺序循环的与神话思维有关的信息刻在适合的物体上，并通过一些手段长时间地保存它们，用以传达信息。

可以说，最初的书写始于一种对抗熵的不朽姿态。铭刻文字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表现，是源于其渴求不灭的自由精神的表达。这是前历史思维［致密且模糊的平面（图像）符号］转换为历史思维［有差别的、鲜明的线形符号（文本符号）］的瞬间。

铭刻文字是将信息刻在物质对象上，伴随着这一过程，表面文字书写方式出现了，铭刻文字便走上了衰退的道路。铭刻使用的是楔形刻刀，表面文字使用的则是毛笔和钢笔。

刻刀虽然在结构上相对简单，但在功能上比毛笔和钢笔更为复杂。这是发展的征候，因为一切东西如果想要在功能上更为简单，就必须在结构上更为复杂。

特别是文学（弗卢塞尔笔下的文学指文字记录等字母符号的集合），它不要求深思熟虑或悉心观照，只是通过记录便可用于讲授和教导。

因此，日趋加快的书写与阅读速度说明了文学潮流的张力。伴随着快速记录，“发展”也开始加速，历史意识也开始焕发活力。

然而，正如今天人们意识到的那样，书写已经被中断，但未被中断并继续加速化的“发展”，则由以惊人速度运转的装置来推动。

当下，为了便于人们观察，技术图像取代文本，成了更加合适的符号。与此同时，书写经历了转向“技术图像的宇宙”的复杂过程，所以它并没有被简单地克服（超越）。

其理由如下：第一，技术图像从历史（故事、装置）处汲取了营养；

第二，这些图像将历史（装置）程序化；

第三，装置犹如历史时代的人类所进行的书写一样（但装置使用其他非文字的符号）。

因此，这是一个艰难地转向后文字宇宙的过程，它要求人类对文化进行慎重的思考。

几百年来，人类利用字母-数字符号进行线性记录，它是完善的、多样化记号的混合体，如文字（声音记号）、数字（数量记号）和没有被精准定义的书写规则符号（如标点等）。

弗卢塞尔认为，字母是声音的记号，所以字母文本是听觉性陈述的总谱，它能使声音“可见”。

与字母符号不同，数字是观念的记号，是要用“内在之眼”认知的图像。比如，人们认为数字“2”是精神性的图像，可以被理解为“一对”。

因此，字母文字将听觉性的认知符号化，数字则将视觉性的认知符号化。也就是说，字母符号属于音乐的领域，数字则属于戏剧艺术的领域。

神经生理学认为，字母与数字分别调动着人类不同的脑功能，左、右脑在人们阅读字母和数字时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因此，字母-数字符号通过使人类的大脑处于混乱状态，实现了字母对数字的压抑。如此一来，言语与图像之间的辩证结构就能在字母-数字符号的内在紧张关系中得以确认，即文本是字母-数字的符号化。

比如，人们在观察一页科学文本时，看到的是被数字之岛中断的字母的行。人类的认知体系中存在着两种无法妥协的现实，即听觉性字母文字与视觉性数字的并存。

然而，现在由眼睛支配耳朵的革命已然发生，数字开始从文字中被解放出来，电脑这一计算机器开始慢慢地替代人类的精神功能——计算、思考、决断、预测。

在计算机的影响下，科学如同马赛克般的可计算的小石子拼凑在一起，并设计出一幅世界图景。更为确切地说，科学不仅在无生命的维度（原子碎片）发挥作用，在生命维度（基因）也是如此。

在生命维度中，社会被视为一个马赛克。其中，那些构成要素（个人）根据可计算的规则而相互结合或分离。同时，我们原本的思维被解释为可数量化的要素的计算。

如果说（数字形式的）眼睛在当前超越了（字母形式的）耳朵，并开始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那么人们就可以利用数字操纵（数字化）听觉性的认知。由于字母符号的发明者将制作（传统）图像的人和将神话阐释为魔术（魔法）的人同样视为敌人，所以发明字母的动机便是超越前历史（魔术性、神话性的）意识。

因此，字母符号是历史意识符号的发明。也就是说，我们抛弃字母是为了超越历史意识。人类厌倦了由历史意识推动的发展，并进一步验证了历史思维的疯狂与残酷。这是我们试图抛弃字母符号的真正理由。

在文字对抗口头语言的斗争中，为了将流传于神话的魔术展开为线（条），已死的字母在发明过程中如吸血鬼般吸吮着语言的生命（血），并形成线（列、行），即文本。文学可被称为文本的宇宙，它作为半成品指向了接收者（读者），并由接收者加以完善。因此，读者的阅读方式越多，文本的意义就越丰富。

文本（信息）的命运取决于接收者，所以在书写之时，“我为谁而存在”这一问题在由文本支配的社会中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书写文本并公之于众（发表）是一种政治姿态，此外的所有政治参与都遵循并服从于文本。

这时，书写者只能触及并将信息传达给与其文本的渠道相连接的接收者。文本的作者首先是为连接渠道的中介（出版人）进行书写，这是为了将由出版人一起参与的半成品文本拽入信息的环境，以抓住读者。

有些文本被精心书写，文字如水般流畅，但充满矛盾的优秀文本是书写者、出版人之间的创造性对话，这使人们怀有希望，它昭示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技术图像的替罪羊。

在16世纪的欧洲，推动宗教改革的印刷技术的发展成为一场政治革命。但是，与其说它是制作印刷物的技术，不如将它分析为信息革命时代的新的书写方式与思考方式。

在字母-数字被发明以后，从公元前2000年中期开始，人们就开始使用挤压（工艺）、单页形式的支架和金属印刻技术来印刷书籍。

然而，他们并没有在描绘文本记号时产生类型的思维。古腾堡的伟绩就在于，他在字母-数字文本中发现了类型。古腾堡之前的书写者视文本符号为“将特殊口头语言的特殊声音可视化的文字”。

因此，当时存在四种文字符号（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分别将各自的语言以特殊的方式可视化。

不过，当时的书写者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文本记号实际上不是文字，而是类型。

书籍印刷从两个角度明确地阐释了这种模糊的意识。

第一，书籍印刷表明这些类型并不是不变的（永恒）形式，而是可以被制造、改善、废弃的模型。当然，也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导致如今文字书写的历史思维处于危机。

第二，印刷物是类型的事物，而不是特别的、不可比较的唯一之物。一份印刷物是众多原稿中的“一卷”（Exemplar），而不是什么特殊的事物（不具有唯一性），只具有作为一种类型的价值。在思考印刷物的时候，类型化尝试、记号的创造、意义的赋予、信息的提供等，都是与人类品味（尊严）相符的事情。制造特定事物的劳动被视为非人类、压迫性的劳动，其结果是（装配机器的）工业革命的产生。

书籍印刷成为工业革命的根源，也成为其模型。同时，信息不只是被印刷在书籍中，也被印刷在织物、金属、塑料上。书籍印刷能够被视为正宗的字母书写，是西欧社会中历史的、科学的、进步的思维的表现。然而，信息革命将书籍印刷、字母符号及与其对应的思维都变得非必要了，而且正在诱导新的、尚未被看到却已在预料之中的思维方式产生。

若想理解上述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只需看一下那些将新记号置入装置的人如何操作就可以了——他们为了将装置程序化而敲击键盘。

需要指出的是，“程序”这个词在德语中表示指令或规定。这些人并不是越过句子而指向他人进行书写，他们是为了装置本身书写。由此可见，书写的本质已然发生了变化。

同时，由于这种书写的方式不同，“程序化”这个新名称就出现了。这对反动（保守）主义者来说不仅是不方便的，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这种新生事物的恐惧可以从它们表面上看似无害的维度加以分析，即人们不再用字母符号书写文章，而是使用所谓的二进制符号——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号来书写。

当然，人工智能在解读字母文字的能力上还是有不足的。这种新的电脑符号在结构上非常简单，在功能上却相当复杂。人们虽然都学习了字母符号，实现了民主化地去文盲，但随着二进制符号的出现，大部分人却又因尚未学习电脑符号的使用方法而再次掉入一个新诞生的阶层——电脑文盲。从摩西的“十诫”开始到宪法出现，所有的规范（律法）都是人为创造的，以使神话性的作者（神、民族等）具有神话性的权威，并实现了对其他人的约束。

然而，使用方法（说明书）规定的则是与机械相关的自动的人类态度。因此，使用方法越简单，机械就越自动化，因为程序占据了完全自动化的位置。

此时，这些规定从命令性的陈述（“你必须做”）转变为功能性条件的陈述（“如果……就……”）。在电脑程序中，由于没有“命令”，所以在完全去政治化的情况下，人类与社会就犹如控制论系统一样被自动操纵。

当程序化从字母-数字文本中分离出来之后，思维的可视化就不再需要通过口语来发挥作用了。在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所有字母文化中，以口头语言通往符号的迂回路径已经变得非必要了。

当字母符号还是支配性符号时，它产生的思维与言说相结合，但随着文字符号被其他非语言符号（如数学符号、雕刻的符号等）超越和扬弃，新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

由于字母符号与言说的结合产生了思维的规则——逻辑，语言批判也以思维分析的方式被人们使用。

可是，当字母符号被超越时，思维从言说中被解放出来，并基于非语言符号的思维方式，在意想不到的状况下得到了广泛的展开。

此时，从字母符号中分离出来的口头语言，以唱片、录音带、有声电影等方式泛滥，并指向社会中的尖叫和低语。

如今，这种声音符号虽然被视频剪辑和数字影像等新的符号再次超越，但后文字时代的口头语言顶多作为音乐和电影的辅助符号而加以使用。

从传统上来看，在字母符号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文艺创作以创作而非模仿的方式与语言紧密连接。也就是说，文艺创作可以被视为由词语与句子操纵的语言游戏，文艺创作的战略是通过创造语言的宇宙而进行扩张的。

然而，不同于模仿，由于装置的导入及相应的新符号的出现，文艺创作走上了目前来看人类尚不能预料的道路。

图像在如今摆脱了模仿的功能，并转换为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创作方式。这种文艺创作的力量已然在诸如电影、视频、综合性图像中变得可视化了。

然而，在语言游戏的意义中，通过文艺创作接近新文化的道路似乎被封闭了，因为它受到字母书写的束缚。文艺创作的书写是体验模型的创作，如果没有这样的模型，人类几乎就无法认知。

在这一意义下，作家就是一种认知器官。然而，利用装置并通过输入数字符号书写的作家必须知晓如何计算他的体验，并在继续分解它们的过程中将其程序化。

在进行这种计算时，作家确认了一种事实，即他的体验已经被其他人事先模型化了。他不再能将自己视为作家，而是视为置换者；他操纵的语言也不再被视为他内在积累的原料，而被视为钻入他体内的一种复合体系，以通过他实现置换。

在语言的游戏意义中，我们早晚会看到两种类型的文艺创作：一种是遵循程序，不断地宣讲（朗读）新的文化思潮的言说型人工智能，即人工性的吟游诗人将出现；另一种是信息制作者在置换游戏的帮助下，使文字或其他符号化的文学以惊人的速度在屏幕上闪耀。在预想文字符号书写的终结及其可能的完善形式之时，人们畏惧的是阅读的没落，即批判性解读的没落。

具体而言，人们畏惧两种事实：

第一种，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信息特别是认知及体验模型将被无批判地接收的事实；

第二种，信息革命将人类无批判地转换为信息接收者（机器人）的事实。

如果人类具有健康的理智康德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了“Vernunft”（理性）、“Verstand”（理解力或理智）和“Wissenschaft”（科学）等术语来阐述其认识论和批判哲学。

在该书中，康德对“Verstand”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它处理时间和空间的直观形式，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形式来认识事物。——译者注，他们就会将书写的位置摆在阅读之前，因为必须有什么先被书写出来。

然而，如果遵循弗卢塞尔的观点，上述内容就不是真理了。早在文本发明之前，阅读就已经开始了（如捡豌豆）。

书写提供了一种阅读方式，它按照一定的线索将文字贯穿，便于人们从一堆文本符号中挑选并阅读。

“阅读”具有“拾取”的意思，而拾取的动作意味着“选择”和“智能”。拾取的结果是“优雅的”“精选的”。

当然，书写者并不是第一批“知识分子”，而只是在历史时代具有标志性的知识分子。与过去的人相比，他们更优雅地“拾取”。

阅读在书写之前，拾取在贯穿之前，计算在电脑化之前，如果接受这些事实，我们便能直面人类健康的理智所遮蔽的困难。

如今，现实是那样（如实地）存在的世界，它失去了主张价值中立的科学信仰，即失去了无批判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批判及阅读的所有能力。

现在，学习阅读与书写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作为替代科学阐释和批判的阅读方案，鼓励破解谜题的阅读，即把单颗谷粒捡起来进行组合，进而形成无意义的某种东西，这种组合游戏被证明是一种戴着面具的批判性阅读。

今天，在悠久的传统阅读方式转换为新的电子化阅读方式的过渡期中，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从历史的、价值评价的、政治的意识中跃出，转变为控制论的（人工智能的）、意义赋予的、游戏的意识，因为未来的阅读将以这种方式进行。

德语中的“数字”一词源于阿拉伯语“sifr”（空的）。阿拉伯人眼中的“数字”与“0”具有相同的词源。数字是一种空的容器，所以我们必须将里面的某种“量”（数量）拽出来。比如，数字“2”就是将“双”从空容器中拖出来，字母“a”是承载一定数量的发音的空容器；文本是一系列数字，是字母或其他文本符号，阅读它们的过程就是在解码，即把包含在数字（容器）中的量（它的内容）拽出来。

具体来看，解码的方式有三种：第一，小心地展开（解释）；第二，急切地粗略浏览（服从）；第三，带有怀疑地暗中研究（批判）。

那么，书写者为何大多颇感不平呢？对于这个问题，弗卢塞尔回答道：“他们在书写之前是读者，从存在论上看，阅读确实是先于书写的。”

因此，被书写的内容是经过表面的、具有批判性的方式阅读文本后而作出的回答。由于读者以多样化的方式消化文本，所以如果作为读者的书写者以不同的方式消化了文本，对于经历过一次启蒙的他来说，以固有的方式消化文本绝对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他已经熟练掌握了用自己固有的编码来解读（解码）文本的方法。如此一来，被剩下的就只有空空的容器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若偶然得知在书写之时自己只不过是在画0，那么“数字”这一词语就重返它原来的荒凉意义（0，即根本的无意义）了。

随着书写的没落，纸张的意义与人类的批判能力都消失了，比图书馆更优秀的人工记忆出现了。

此时，原来被图书馆保管的东西全部转移到新的记忆之中。比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内容只需要比1立方米还小得多的储存空间，而且人们在指尖按压键盘的瞬间就能获得全部信息。书籍可被视作位于森林（其中有用于制造纸张的树木）与人工智能的中间阶段。

在此处，我们离开了森林，收获的是翻转、展开和翻页。“翻转”与“革命”是同义词，前者以物理的方式对抗墙壁，后者以科学的方式对抗传统范式，它们在过去的工业革命和当今的信息革命中得到了确认。

被翻转的图书在桌子上展开，我们为了确认其中包含哪些内容而展开目录，为了确认作者处于哪种社会情境而展开内容索引和人名索引。

同时，我们为了想象什么内容必须首先被分析而依据图片翻开书。如果是有一定道德感的人，他可能会因这种行为而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因为图片是作为被书写之物的一种功能而插入的。此处，良心的谴责是受到妨碍的历史意识的征候。

毕竟，展开图书是选择该书并实现阅读的一种姿态。如果用两个手指夹着书页去实现翻页，读者可以期待偶然从书中抽出线丝，它的末端可以与任何能缠绕的东西相遇。

然而，在真正的人工记忆中，任何翻页的姿态都是不存在的。如果书籍屈从于功能性记忆，那么人们就会以一种比展开图书和翻页更为复杂的方法来展示他们记忆中储存的信息。当前，所有的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在研究这种方法。

“信件”一词在德语中意味着“简短的文本”，在英语中意味着“简短的文本摘要”。信件是人们等待或未被预料到的某种东西。等待显然意味着自明性的宗教范畴，即代表着希望，而邮政源于希望的原则（机制）。

同时，由于等待信件具有时间上的节奏与间隔，所以也被视为庆典性的文本。信件遵循固定的仪式，如应具备发信人、收发场所、送达日期、收信人、格式化的问候语和告别语，还有邮件书写的语法、正字法、强制的韵律等。所有带有庆典性质的物品都是这样。

当然，这与文艺作品（如诗歌）的写作也是相似的。具体而言，对书写信件的人来说存在两种策略：一种是“古典的”书信写作，即力图根据规则创造一个结构化的整体；另一种是“浪漫的”书信写作，即旨在缓和规则，进而创造性地扩张规则。

诗歌艺术的张力就呈现为其穿梭于古典和浪漫之间，而这种张力在历史的、个人的意义中可以被视为最精致的艺术。从这个意义来看，书信可被视为阅读文本的最高形式的模型。今天，当我们忘记了信件书写艺术之时，尚未被学习的具有主体间性特征的新艺术——电脑艺术登场了。

人们在远离书写之时便沦为孤独的大众，但我们能预感到，大众媒介正开始分化为具有主体间性的书信形式。正是这种模糊的“预感”（此处若使用“希望”一词未免会使情绪显得过于强烈）允许我们目睹信件和邮政的衰落。

在电视、广播等新媒介出现之前，纸质的报纸与书籍或杂志相比，是一种短暂的、一时的且容易被迅速超越的记忆。尽管与新媒介相比，在固定（捕捉）电视屏幕上看到或通过扬声器听到的内容方面，报纸在时间上是落后的，但它成了一种更为持久的记忆。这是“站立的现在”，即与永恒性是相似的持续性问题。从广播或电视的听视者时间中发出的非物质信息，不断流转，从不停歇，然后被接收者的记忆吸纳。

然而，报纸与新媒介不同。作为人工记忆，它允许人们触摸、折叠和剪裁。换句话说，它是能够被人们分析（理解）的。与借助电磁波传递信息的媒介（电子媒介）相比，可被分析的报纸媒介能成为更为持久的记忆支柱。

弗卢塞尔预测，如果视频、音频磁带等利用电磁波的媒介大量、低价地进入所有家庭，报纸就会以历史意识的最后残渣的形式消失。

一方面，作为政治自由形式之一的报纸（新闻）自由成为自由的基础，那么由控制论操纵的信息生产与分配对报纸的超越就会产生令人震惊的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报纸以中心化（中央集中式的）方式送信，所以它在结构上是法西斯式的。如果在这种法西斯式结构的内部谈论报纸的自由（政治自由），那么报纸的消失便毋庸置疑。关键的问题在于，法西斯式报纸的结构是否在今天也一样强有力地适用于新媒体，又或者说，其他网络类型的信息传播路径受到如此巨大的关注是否与报纸的消失有关。如此看来，问题的核心始终与自由相关。

如果将信息从私人空间上传到显示器，那么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商品都可以通过电缆实现由中央的配送。

基于这种假设，弗卢塞尔预测，作为售卖书写材料商店的书写用品店，将会随着文本的没落而消失。信息革命是政治的、文化性的革命。因此，书写文化没落了。从书写用品店的交易来看，打字机或老式书写工具的功能开始让位于不再消耗纸张的人工智能——文字处理器，而且后者的销量似乎更为可观。

纸张作为文字的载体从书写用品店被生产出来，经过书写者的桌子进入废纸篓，然后再进入垃圾桶，最终从这里回归自然。我们说不定是历史中第一代能够在废纸篓里书写的人。当我们展望未来之时，也许看到的只能是废纸篓里的垃圾。同时，下一代人必定要艰难地从废纸篓里爬出来，并眺望整场马戏表演（书写用品店—成书—废纸篓—垃圾）。因此，指向书桌的书写用品店的本质再也不能被忽视了。

拒绝遭遇现实的（物理性）抵抗（无抵抗，如印度的甘地）就是消灭权力。如果我们展开对这一事实的分析，那么通过想象空空的书桌就足够了。指向权力的意志诱惑我们去书写用品店购买书写材料，然后重新将桌子装满。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力量，是与刀相对的笔的力量。将圆展开成线（条），在线（条）的帮助下试图触及（到达）他人的这种意志，将书写者引诱至文具店以抓住使用笔的权力。

弗卢塞尔认为，这种指向特殊权力的意志是在西方文化的形式中实现的。同时，从这一意义来看，笔的权力领域可以被称为我们社会的基础结构。然而，总结书写用品店和制作图书的视角将允许我们把文本的没落理解为政治的没落。书写用品店随着城市和公共空间（出版的空间）特别是纸张的消失而收到了死亡判决。

最终，当人们将目光转向书写工具时，在“时代精神”中，书写的目的就被完全忽视了。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当排列的线条在为组合那些点的谜题让路时，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还是否有意义呢？

当前的新鲜之处在于，文本不仅是经过出版社面向读者，而且还是经过电影、电视、广播的生产者走向了受众（观者和听者）。书写这种文本的人被称为脚本作家，他们的根基立于无法轻易停止的滑坡之上。这种根基是一种平面，是从文本文化的高地通往技术图像文化深渊上方的桥梁的倾斜平面。

因此，那些脚本作家总是圆滑的，并火急火燎地滚入了深渊。犹如走钢丝的人一样，借助文本技巧，脚本作家试图在文本与图像（或声音）之间取得平衡。然而，他们做不到，因为图像的重力场强有力地吸引着他们。尤其是他们的马戏表演必须产生于媒介之内，且必须在媒介的输出中得到引用，所以这并非一场公开的、喧嚣的演出。他们在舞台背后默默地书写脚本。这种脚本是类型混杂的，其中有一半是用于戏剧表演的文本，另一半则作为人工智能自动计算程序的先行者，且已然被装置程序化了。

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即相对性和量子。

第一个关键词表明，迄今为止被视为绝对性的空间与被视为明确流动的时间只不过是观察者（主体）间的关系。因此，遵循着这种相对性，距离、间隔、认识等根本问题，以及在不久的将来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问题就已经被决定了。

第二个关键词表明，迄今为止被认为坚固的世界，只不过是偶然间变得杂乱无章的微粒子。因此，遵循这种量子理论，偶然性和对这一世界相应的统计是与数学相匹配的，原因与结果仅呈现为统计学上的概率。这种结论当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情感、意志和行为。

从此，我们就无法像以前一样生活了。伴随着这种思考的转换，信息革命发生了，我们需要重新学习两种思考方式。

第一种，我们只是思考图像，但不会认为任何东西都是图像，因为我们认识的一切东西都仅是作为头脑中的电脑化图像——它们什么都不是（是虚无的）。

第二种，思考不是连续的话语式的过程。也就是说，思考变成“量子化”的了。这与西方文化中特有的思维方式截然相反。在西方，思考总是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从图像与想象中分离，并对它们进行批判，以生成概念性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字母文字，也源于思维方式的字母符号化（反馈）。以这种对思考的新见解为基础，数字符号诞生了。

同时，由于反馈，我们越频繁地使用符号，就越明确地进行着量子化（及其与图像相结合）的思考。同时，作为模仿我们神经系统的二进制符号，运行它们的装置以“0—1”的形式制作出了海量的数字符号。犹如字母符号对抗本来由图像文字包含的魔术和神话，上述过程（数字符号的生成）也导致了新的结果，即今天的数字符号以结构的、系统分析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与文字（历史）符号所内含的过程性、发展性的意识形态对抗，并试图替代它们。

用新符号将文学重新编码是一个令人晕眩的课题，因为它要求我们从精神世界转移到一个陌生的世界。这是从口头语言转向表意文字式的图像，展示出从逻辑规则转向数学规则的趋势，尤其是从由行构成的世界转向由点构成的网状世界。弗卢塞尔认为，从文本到以电影、CD（VOD）、电视和电脑为载体进行重新编码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科学文本为基础而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源于逻辑性、数学性思考的陈述同时成为图像，并且这些图像是活动的、色彩斑斓的。

这是因为科学思维可以被翻译成新的符号，同时不需要使用与之对应的翻译理论。

具体来看，人们对于重新编码的认知存在两种相反的倾向：

一类人不想学习重新编码，并且认为这种学习实无必要；

另一类人则急于将已经写就的或即将被书写的一切内容都重新编码为数字。

在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夹缝中，还存在这样一些人，即他们知道重新编码或再学习的必要性和艰难性。也正是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值得期待的翻译理论和重新编码的哲学。如果这样的理论和哲学成为现实，从字母文化转向新文化的过程就能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思考和生活条件。反之，若没有重新编码的理论与哲学产生，人类极速跌落为新文盲的忧虑将挥之不去。

因此，作为本书的结论，弗卢塞尔提醒我们警惕在将字母符号重新编码为数字符号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后文字文盲现象。为了抵抗这种可能出现的新文盲潮，弗卢塞尔认为需要数千个签名，并以此作为这部著作的结尾。

韩国朝鲜大学媒体传播系荣誉教授 金成在

2024年3月

《书写有未来吗？》

作者简介：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巴西籍哲学家、媒介理论家，1920年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家庭，早年在查理大学（Karls-Universität）学习哲学。1940年后，弗卢塞尔因战争流亡巴西。1961年后，他以葡萄牙语、德语、法语等出版论著，晚年重返欧洲讲学。他的作品有《摄影哲学的思考》（Für eine Philosophie der Fotografie）、《技术图像的宇宙》（Ins Universum der technischen Bilder）、《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Kommunikologie）、《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Lob der Oberflächlichkeit：Für eine Phänomenologie der Medien）《书写有未来吗？》（Die Schrift: Hat Schreiben Zukunft ?）、《姿态：一种现象学实践》（Gesten: Versuch einer Phänomenologie）、《远程信息文化》（Telematische Kultur）、《图像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r Bilde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