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

在某个关键时刻，关于如何解释这个世界，如何与未来相处，我们需要听听睿智、独立的声音。

我们邀请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 20 余位专业人士，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问题纷繁而且复杂，但与年轻一代的未来生活息息相关。被访者希望，留给未来年轻一代的这个世界运转良好而且文明进步；在复杂而且迷茫的世界中，保持独立与理性。

王晓渔在接受《好奇心日报》访谈时，说：“改革必须和开放在一起。如果改革不是开放而是集中的话，那就是南辕北辙了。……所以，不能只讲改革，不讲开放，开放也不仅是对外，也是对内。”王晓渔是知名的文化批评学者，现在是同济大学的副教授。

改革开放 40 年了，从最初“全民”对改革开放的支持，逐渐有了犹疑；对于改革和开放之间的关系——如王晓渔所说，更多的人也有了更不一样的理解；关于改革开放的时间，在我们对话的每个学者那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真正的改革开放在 1980 年代全面展开，持续了十年左右；有的以 WTO 为标志认为此时才真正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正轨当中，也有坚持前二十年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具备不同含义，对中国发展的意义也绝然不同；当然也有以 1860 年代洋务运动起步作为时间尺度……

有的说的是观念，有的是在说现代化进程，有的说的是制度建设，有的是在说全球化，还有实际上在说民气开启与民心所至。

有一个是共识，因为贫穷，因为“活不下去”，而有了改革开放的尝试。长期外派在中国做记者的张彦（Ian Johnson）说，“中国为什么有经济改革？因为‘文革’结束了。当时解放 30 年了，中国还是很穷。它的邻居包括台湾（地区）、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949 年的经济水平和中国差不多，但是进步得很快，中国还是很穷。所以，中国有很多压力去推动改革。如果不改革，中国就完蛋了。”

压力，是改革开放起始的原因。而关于改革开放的犹疑、关于改革开放的真正推动力、关于改革开放如何持续下去的探讨也是在当初的压力减弱，或者看起来可能已经消失的时候。

每一个参与我们对话的专家也都试图解答同样一个问题：中国毫无疑问在 40 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个成就究竟因为什么而获得？

经济学家盛洪在提到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差异的时候，特意强调一个在经过多年以后亲历者可能不再提及、而后来者可能会完全忽略掉的一个词：解放思想。

复旦大学教授洪涛的回忆中，这种“解放”与“希望”是息息相关的，从 1980 年代肇始的改革开放在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确乎有了一种中国少有的气象——那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心、有希望的时代。“1980年代大概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相对享有较大自由的一个时代。很多过来人怀念那个时代。当时在物质上还是匮乏的，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困顿的，但精神的气氛中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毛时代的理想主义还没有完全被权力和市场的实利主义击碎，同时又有了毛时代所没有的自由。”

无论如何，认真思考这个庞大的存在是必要而且有价值的。它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标签，长达 40 年之久。无论如何，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从任何一个意义上。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会看到改革开放的最大成绩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做对的事；我们取得的成就所依赖的路径是什么……当然，如今还有的困惑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它并非对改革开放 40 年的全面回顾，在我们与学者的对话中，关于改革开放是若干问题中的一个，它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处境相关，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脉络。

1.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市场经济促进了民间社会的兴起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市场经济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结构，它是一个社会结构。包括人员在这个结构中，你的处境，你的位置，你能不能流动？所以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超越经济意义以外，更重要的一个意义。

百余年来，由于内外种种原因，中国与“现代化”总是“失之交臂”，机缘尽失。但在 1978 年，中国终于抓住了她在本世纪最后一次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世纪”在 1978 年已经开始。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民间社会的兴起。

中国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有各种各样的曲折、困顿。从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华民族走的路一直是比较艰难。所以，在 1978 年，实际上确定了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的改革开放）。

开始呢，并没有很明确地提出市场经济。因为从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规模大和公有化程度高）、计划经济。但是，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都认为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那么，就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什么？开始也只是觉得探索一下，比如说从农村，这几十年证明，人民公社肯定不行了，就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当时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就给农民一定的自由。我自己决定我能生产什么，从前人民公社的时候是不行的。那么我自己生产什么，就要拿出东西去卖。卖就是有市场，有交换。

从农村逐渐改革，进展到城市。城市面临着几个问题，现实问题导致必须进行这种改革：首先，因为“文革”十年经济困顿，当时说已经快到崩溃边缘，国营企业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口。而这十年之中大量的知青返城怎么安排？国有企业安排不了，那么只好作为一个哪怕是权宜之计或者什么，就是允许知青自谋职业。这就是个体户。这在前 30 年几乎是不许可的。

你有个体户产生了，那么就需要做文件。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绝大多数个体户，只要你做一个小买卖就能很发财。发了财，钱怎么办？我能投资吗？我能扩大再生产吗？我能雇佣人吗？这当时经过了一系列的讨论斗争，反复的较量、争论，最后决定可以雇人。可以雇人，这就已经不是个体经济，而是私营经济了。

市场逐渐形成了之后，理论界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由当时中共最高层把它赋予了一个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的理论，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一点就是说，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前一直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不能有市场经济的。那么，正式决定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有民间社会。这意味着人也比较有相对的流动性或者自由度的扩大。今天我可以在这个公司，明天我可以到那个公司。如果说是从前的话，那你只有一个单位，开除你，就没活路了。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结构，它是一个社会结构。包括人员在这个结构中，你的处境，你的位置，你能不能流动？所以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超越经济意义以外，更重要的一个意义。

2.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结果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那时候要承认市场经济，很难很难。原来叫计划调节市场，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又到承认商品经济，还不承认市场经济。到 1994 年才承认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所以这 40 年，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事。

中国之所以有将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严格来说，是从 1994 年之后，或者是 1990 年代之后，开始了增长。这个增长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其他的因素全部都是次要的。其中很大一块是民营企业的崛起。现在民营企业对就业的贡献超过 84%，对外贸出口超过 83%、84%，还有对财税也是超过 60%，连固定资产投资都超过 70%，各个方面。民营企业成为主体是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另外，如果从大范围地看中国经济的历史过程，应该知道这 40 年的改革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事。中国经济从历史上看，几千年都是一个小农经济或者自然经济，一直到晚清，基本上没有涨。按照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说法，人均 GDP 只有 500 欧元。但是，我这儿找到一个统计数据，在明代前中期，弘治年间，我们的 GDP 占全球基本上 1/4。到了康乾盛世，继续增长。最高的时候是道光年间，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 1/3。甚至到晚清经过了义和团、捻军起义、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国经济一路衰落，衰落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把晚清推翻。到 1913 年，中国的 GDP 占全球还超过 8.8%。甚至经过了八年抗战、四年战争，到1950年，这时候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 4.5%。但是经过二十七八年的计划经济，到了 1978 年，中国 GDP 只占全球的 2.8%。9.6 亿人口，占全球 1/4，人均 GDP只有 381 元人民币（按当时官方汇率算是 222 美元）。计划经济被证明了是一个不可行的体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天回过来看前 30 年，我们的改革实际上完全是逼出来的。到了 1978 年，中国的 GDP 总量在 3645 亿元，现在一个中等城市都比这个多，上海差不多一万亿。

一个 9.6 亿的人口大国，七八亿都是贫困人口，很穷。我当时在鲁西南，吃不上饭。在这种情况下，逼出来的改革。那时候要承认市场经济，很难很难。原来叫计划调节市场，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又到承认商品经济，还不承认市场经济。到 1994 年才承认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所以这 40 年，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中国经济一下子就变成了现在 GDP 总量达到了 12 万亿（2016 年）。今年人民币一贬值，现在变成了 13.4 万亿了，实际上老二。外贸出口也世界第二。人均 GDP 今年会超过 9000 美元，原来是 8400（美元）。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量了。今年我们超过了俄罗斯人均 GDP。跟印度比，现在它才 2000 多美元，但当时（比如 1978 年到 1990 年）印度的人均 GDP （基本都）比中国高。

实际上就 20 多年时间，中国经济这么高速增长，这确实也是个奇迹，也是伟大的事件。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应该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应该还是市场化改革。

3. 改革开放在大逻辑和趋势上是正确的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这些束缚慢慢被打破以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在不断增加。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沿着一个帕雷托最优的过程，所有人都得到了好处。

改革开放已经快 40 年了。之所以叫“开放”，是因为这 40 年总的来讲是一个不断松绑和自由化的过程。原先计划经济对人民束缚很多，这个也不让干，那个也不让干，所以整个国家很穷。那么这些束缚慢慢被打破以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在不断增加。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沿着一个帕雷托最优的过程，所有人都得到了好处。像农民进城打工，获得更高的收入，得到了好处。他如果还留在自己家乡的话，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农产品价格过低，或者说是耕地不够，那么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非常贫苦。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的待遇不平等，但是跟他们在农村相比还是有相当的改善。因为重点原来的起点就是极不平等的，城乡差距要比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差距更大，所以进城打工还是改善了他们的待遇。当然，对于城市的居民来说，他们生活也不容易，但是搭上了城市既得利益的便车，获得了城市特权所带来的诸多便利；如果连农民工都不抱怨，他们更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通过各种寻租发财的各级官员就不用说了，包括一些有能力或善于钻营的企业家，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总之，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发展大跃进”过程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虽然空气、水和土壤被污染了，资源被耗竭了，某些原先想当然存在的公共物品被畸形发展抽空了，但还没有严重到活不下的地步——更准确地说，各种污染还不能和各类公共健康灾害建立起立竿见影的因果联系。或许有些人的福利确实被剥夺了，譬如因为工作条件差而患“尘肺”的劳工，但是因为人数不够多，或舆论报道被限制，或绝大多数人沉浸在自己“闷声发财”的狂欢中，这些人的命运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绝大多数人至少自认为是从改革中受益的。

4. 我们应该保持谦逊，这是改革开放成就的一部分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历史不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怎么有独特道路？马克思本身也不是讲独特道路。这是一个知识结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模式。如果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我们就没有任何自满的可能性。中国应该更多地充满忧患意识，应该有一种像日本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的那种谦虚和谨慎，向外部世界学习，对自己所取得的一点收益，应该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来看待世界。

1980 年代，我们认为当时中国在一步之间就和世界靠拢、融入世界，而且中国融入世界之后才会真正改变世界。当中国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世界也会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去做某些调整。这个例子我过去在文章和演讲当中都讲过：1941 年，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中国从接近 100 年以来的世界边缘化，回到世界中心来。从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1945 年战争结束，联合国成立。中国不仅重回了世界中心，而且在世界战后秩序重建当中，注入了自己的智慧。我们看《联合国章程》和《世界人权宣言》，里边中国智慧的含量非常高。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是“仁者爱人”，这是孔子的话。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作为起草者之一），他就用儒家的思想影响了世界。也从那儿开始，我们才觉得资本主义好。因为资本主义接受了中国的叫法。一战结束，严复讲，资本主义 300 年的发展就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但是等到二战结束之后，中国人把儒家的东西传递给世界。西方在这之后，资本主义当然也是高度科学化、组织化发展，财富增加也很快。那么这个时候，再加上东方伦理，整个世界慢慢地都在变。这种状态就是中国融入世界本身也在给世界贡献东方智慧。

中国历史不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怎么有独特道路？马克思本身也不是讲独特道路。这是一个知识结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清醒），而且我们的舆论环境完全处在管得死死的状态下，没有一点自由言论的空间。这些东西大家就根本不清楚了。没有一个言论空间，最后整个都是灌输式的。那种灌输又不是一个普世价值的灌输。当然普世价值不可能垄断了，（也得有其他价值出现）。这可能是要我们好好思考一下。

今天（中国融入世界） 100 多年的方向，并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而逆转，也不要讲什么世界第二。中国世界第一（的时候）多的是。因为你体量大，世界第一有什么了不起的？根本不能这样去算账，所以我们很荒唐。

农村 30 多年，越搞越糟糕，教育也是。今天我们去看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真正像样的高等教育，大概我觉得可能就在 1978 年到 1989 年， 10 年时间。

中国整个现代教育从 1900 年开始，到今天为止，100 多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意义上和世界一致的教育，没有超过 50 年。这就为什么中国一系列问题很难解决，而且会面临很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教育上出了问题。

现代教育本身就不是中国的。现代教育从西方引进，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创新的东西，你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做。别人怎么做？我研究过好几个大学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我都写过。我们一看他们的教育理念，包括竺可桢的教育理念，他们的教育理念很简单，就是把美国的体制全部引进过来，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办。只要这样去办， 10 年时间就可以改变。因为最成功的几个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北大，成功的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其实都是 10 年时间就已经可以见效。你的思想、思路要调整到和世界一致，才能对话、交流。如果我们不能一致，（比如）近代史（教材）灌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怎么和美国学者去讨论？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的高等教育出问题，是影响国家根本的问题。

在总体思路上，在中国的大趋势上，是要和世界一致。中国只有变得和世界完全一致了，中国才能走到一个别致的特色出来。像日本和世界一致之后，我们今天到日本去看，都是日本（别致的特色）。它的和服、它的生活，它的饮食，完全日本化了，但是它的价值理念、世界认同就是世界化。我们现在中国没有做到位，我们没有在价值上认同世界。因此我们很扭曲，衣食住行都没（怎么）保存中国（特色），但是我们在价值上保持了中国（特色）。

5. 正确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受到的质疑会持续增加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但现在这些年，你看一谈到改革开放，很多人甚至要说保卫改革开放，支持改革开放，已经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质疑的人、批评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这时候要反思，它的成绩是什么？里面的问题？要引起反思。

改革开放最明显的，各个阶层受益是什么（时候）？前 10 年。 1979 年到 1980 年代中后期，最早是从农民开始。因为农民从前处于最底层，他们待遇最贫困，一下子给他改善一点，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受益。从你吃不饱肚子到能吃饱肚子。从一年到头吃杂粮到能吃白面。我下乡的时候，当时的农民唯一的奢望——哪天啥时候我们都像你们城里人一样，一年到头天天能吃上白面馒头。恐怕四川那一带，能吃饱肚子就好了。

改革开放开始，从农村解散农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迅速好转。这完了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干部解放，右派几乎一风吹地摘帽。全国五六十万人，只保留了几个人，可以说是一风吹了。包括从前所谓地主、富农子弟家庭情况，说给他们摘掉帽子，出生、考试，不看这个了。工厂里工人的收入也比从前提高了，知青也回城了。那是各个阶层明显地受益。

但是，在这个过程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到深水区，逐渐逐渐，利益的分配，各种机制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虽然说，整体而言还是每个阶层受益，但是受益的多少，差别就很大了。所以，从那之后，人们对改革开放，包括一些东西，批评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强。

这也是现在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的时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在前 10 年，几乎可以说最强音就是改革开放，谁要是反对的话，简直是没有任何理由。但现在这些年，你看一谈到改革开放，很多人甚至要说保卫改革开放，支持改革开放，已经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质疑的人、批评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这时候要反思，它的成绩是什么？里面的问题？要引起反思。

总体而言，首先，市场经济要坚持。公共空间应该是越来越放大。在这个过程中，恐怕彼此有一个适应调整的过程，包括政府和公民之间。公共空间大了以后，公民怎么办？还有政府怎么做？公共空间大了，政府是管制它，还是压制它，还是进行一种监控，是一个彼此的磨合适应过程。另外，（还有）法治（建设）。

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应该继续坚持，或者把它做得不够的地方，继续推进。因为确实所谓的社会转型，就是一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不同阶层的人的利益会受到不同程度地调整。有的或多，有的或少，甚至有时候会受损。那么，在利益剧烈变化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矛盾。

比如说拆迁。现在非常多的群体性事件，都是跟拆迁有关。怎样保证拆迁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这就是一个面临的问题。怎样把矛盾减轻到最少？作为被拆迁，他要想方设法达到我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府，它一定不能够完全按照你的意愿来。但是，双方怎么样在法治的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应该总结这方面一些好的经验，加以推广。

这是一个例子。其实整个改革开放就是各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各个阶层的利益在不断调整变动。在这个变动中，受损的就会非常愤怒，甚至获益相对少的，都会非常愤怒，非常不满。这确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怎么样来使政治体制来和新的经济彼此协调适应？ 这也是未来我们长期面临的问题。

6.这 40 年笼而统之为“改革开放”，忽视了其中的断裂

洪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比扯虎皮作大旗更有意义的，是研究一下，改革开放何时夭折的，以及为何会夭折。

1980 年代大概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相对享有较大自由的一个时代。很多过来人怀念那个时代。当时在物质上还是匮乏的，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困顿的，但精神的气氛中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毛时代的理想主义还没有完全被权力和市场的实利主义击碎，同时又有了毛时代所没有的自由。有首歌这样唱着——“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这是一个满怀信心和希望的年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时代，因为中国向来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只有安分守己的命，活着就不错了，希望对于他们，只是奢侈品。

把从 1970 年代末至今的四十年，笼而统之，称作“改革开放”，不免自欺欺人。这四十年里头的巨大断裂不应无视。理想主义、唯利是图和犬儒主义，可以相提并论吗？充满了活力和内在自由精神的年代，与控制深入人的脑神经的年代，可以相提并论吗？讲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年代，与一个不必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随意删文的年代，可以相提并论吗？ 1980 年代末之后，官、民的对立就开始加剧了，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令人不胜唏嘘。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比扯虎皮作大旗更有意义的，是研究一下，改革开放何时夭折的，以及为何会夭折。

7. 工具化定位，让改革开放到一定程度时止步不前，失去了目标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

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是邓小平强调的，我们要治理贫困，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就追求共同富裕。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物化目标。

其实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号称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观察者和研究者，加之我的政治学专业的从业定位，总体上我是保持一种乐观判断。但是，具体事务上来说，我觉得推进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悲观态度。审慎的乐观和审慎的悲观，我认为是最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你觉得中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三五年之中就迈向现代制度的一个理想境地，那绝对是一种幼稚幻想，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放弃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理想。在理想上面，我们是审慎乐观的，在具体推进上面，我们是审慎悲观的。

原因在于，具体推进上，因为它触犯到太多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对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巨大阻碍作用。这是我们必须审慎悲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原因。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讲，其实一直没有能够摆到桌面上，就是我们的现实愿景是什么？我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未来愿景，我们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是非常宏大的、未来的、长时距的一个愿景。但是对中国三五十年，改革的愿景是什么？目前我们是用了一个宏大词句来表述，那就是 “中国梦”或者“中国复兴梦”。

但“中国复兴梦”的具体指标是什么？比如政治上你要建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经济上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状态？社会上、文化上要达到什么样一个创新境地？在具体指标描述上，其实还是不足的，比较空泛。原因在于，我们改革开放的工具化定位，妨碍了我们对改革开放总体政治愿景的表述。因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是邓小平强调的，我们要治理贫困，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就追求共同富裕。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物化目标。

8. 应该做的还有什么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

法治一定先于民主，否则就避免不了社会动荡。这是个非常幼稚的观点。但结果在中国非常流行，非常有违（政治学）专业的基本常识。

那么，制度上怎么办？十八大之后，其实是努力在想突破。虽然不太提政治体制改革，原来的高频词汇变成一个低频词汇，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努力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愿景的意义，那就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中国的一些法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同道们，阐述问题始终有把现代国家切割开来，来设计改革愿景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法治要先于民主，民主不能先于法治，民主先于法治就混乱，法治先于民主就保障秩序。好像法治、民主、自由或者其他的，被囊括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那些价值都可以独立出来，我们随时抽出来就可以单列来使用。其实是错误的。

对于现代政治体制的建构，或者现代国家的一个建构来讲，一定要强调，第一个规范国家，英国一诞生之后，所有现代国家的诸要素都不能被切割开来。所有现代社会要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或者是民主、宪制、法治、自由，这些都是相互镶嵌在一起的，你都要总体上去推进。因为你没有一个基本的民主制度，你想想，谁给你来实现法治？法治的动力是来自于人民主权的一个结果。人民主权，因为是民主的相互压力，尤其是像达尔所说的“多头民主”之下，你不得不坐定在法治的平台上。所以你说法治一定先于民主，否则就避免不了社会动荡。这是个非常幼稚的观点。但结果在中国非常流行，非常有违（政治学）专业的基本常识。这是一个，我们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国家建构要有一个现代的愿景。换一句话，民主和法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最有利于我们中国人实现我们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公民的自由程度一定要提高。

第二个，谋划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谋划现代国家建构，或者我们再做一个表述，那就是要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是十八大以来的新表述，其实它跟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个平台上或者一个范围内。所以这三种表述，不管有什么样的变化，它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改革的状态。

那么，你就回顾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一定是勇于面对问题，去谋划改革。最近几年，一方面，我们对改革的谋划非常努力，但另一方面，又非常强调对社会的强力控制。这个就有一点背反。因为你的强力控制和你要努力谋划的改革之间，要掀起的改革氛围和要掀起的改革浪潮，都是你要控制的对象。那你的动机和行动之间无法统一起来。所以，今年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需要重新去掀起一个改革浪潮，让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成为禁忌。

实际上，我也在《中央社会主义学报》上面发过一篇文章，我就强调对中国来说，民主的政治愿景建构，可以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里头的管理民主，你看收到这么大的效果。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党政机构的行政管理当中，机构这么众多，人员这么巨大，所以财政不堪负担。朱镕基二十几年前就开始讲，我们是人头财政，今天依然是人头财政。那我们能不能够去进行行政民主改革？我们的民主导向改革并不是要一下落到政权民主——政党轮替、新闻自由……其实政权民主需要环境，当然也不能完全回避。只是说我们在政治改革或者是现代国家建构，或者叫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三个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在谋划的时候，确实还要有在事物上的先后轻重缓急。

但是，一定要清楚，整个现代规范国家的体制，第一，不是我们排斥的；第二，不是我们能够完全另辟蹊径的。

9.不能只讲改革，不讲开放，开放也不仅是对外，也是对内

王晓渔 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改革是开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我个人觉得改革应该是开放权力，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改革必须和开放在一起。如果改革不是开放而是集中的话，那就是南辕北辙了。改革是开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我个人觉得改革应该是开放权力，这个是最最重要的。集中还是开放权力，通常取决于改革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理想的情况是双方共同推动，如果仅是由上而下，多半是集中权力。所以，不能只讲改革，不讲开放，开放也不仅是对外，也是对内。

可惜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改革传统往往是集中权力，不管是商鞅还是王安石，都是与民夺利。商鞅式变法虽然会造就一个国富兵强的军事帝国，但对民众来说是没有未来的，改革程度越深，民众的利益和权利被剥夺得也越严重。如何摆脱商鞅式变法，这是商鞅留给后人的难题。

10. 实现发展之后，政府接下来应该学会服务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政府把它的主要精力、财力用来发展经济，搞活地方经济，在过去来看一直是成功经验，但以后政府的精力是否还应该这样配置？这是个问题。

中国从一个那么穷的国家能够完成工业化进程，人均收入有那么大提高、生活福利有那么大改善，这挺了不起的，毕竟还是（只有）少数国家能做到的事。

（回看 40 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有两点比较突出。第一个，40 年的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功，核心靠的是市场化改革。但是市场化改革有时是通过开放的方式促成改变，有时是通过改革来促成改变。取得的这些成绩，我觉得靠的是市场化，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遗产。

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靠推动政府的政策改革、职能改革做到的。我们每隔 10 年、 8 年，都会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挑战和问题，但是大的来看，每一次面临突出问题的时候，市场化改革措施都可以留下一些制度遗产。20 年、30 年前，我们的机构设置不是今天这种设置，我们当时的人民银行还不是现在的人民银行，我们的商业银行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商业银行，都不是这样，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取得这些经济成就变化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制度建设，不要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变化非常大了。而且所谓这些制度建设更多是在维持和抚育市场发展，让政府更好履行公共职能。过去 40 年，方向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已经给我们留下很多遗产。

另外一点，接下来更突出的问题是，重心可能是在转移。过去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护、发展、扩展市场，接下来这些部分同样重要。但另外一块也重要的是矛盾已经发生转移，不单纯是发展问题。满足大家生活的不光是物质性东西，更多是一些非物质性东西，服务类的东西。矛盾转移的时候，过去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很多人看来的成功经验，不要把它们变成包袱。政府扶持经济发展的所谓一些成功经验——当然这个学术界未必都认同——政府把它的主要精力、财力用来发展经济，搞活地方经济，在过去来看一直是成功经验，但以后政府的精力是否还应该这样配置？这是个问题。我觉得以后是需要做调整的，政府的工作重心是要做调整的。过去作为成功经验，可能也确实是成功的经验，但是再往后用，未必对。

搞开发区、税收优惠、基础设施，我自己觉得这些在有一段时间是对的。没有桥、没有路，没有这些东西，市场长不起来。市场在特别弱的时候，你补贴它一下，但补贴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普惠式的补贴可能也有好处。但是市场的短板慢慢补起来之后，市场做不到的那一块短板也应该补上。

这是今天各级政府都迫切要做的观念转型。简单说，从一个发展性政府转向一个服务型政府。发展性政府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对的，但接下来不要被那个所限制。社会变了、市场变了，市场一天天在长大，短板是市场有些做不了的事——服务类的事，政府需要把这块短板给补上去。政府要补市场的短板，过去做了很多，接下来是补自己的短板（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后续报道，陆续更新）

本篇报道涉及访谈对象：

制图：冯秀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