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六个关键词告诉你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选择泰勒

主流经济学有一个经典假设，人会有非常明确的偏好，在橘子与苹果之间，在肯德基与麦当劳之间，不同人会有不同选择，但这个选择应当是明确且稳定的。如果一个人在两者之间难以作出选择，那么我们称这两种商品对于此人无差异。可是人是否真的知道自己的偏好？泰勒试图用一个精巧的实验来挑战该假设。

他去超市买了两种极为常见但很难准确了解价格的商品，马克杯与巧克力棒。他把马克杯拿到第一个教室，问大家愿意出多少钱来购买马克杯，获得了一组数据。他又来到第二个教室，先把马克杯发给大家。然后说，因为马克杯数量不够，他希望能回收一些，让大家把愿意卖出马克杯的价格写下来，获得了第二组数据。结果，第二组愿意出售的卖价显著高于第一组愿意购买的买价。

泰勒又用巧克力棒以及很多其他东西重复了这个实验，结果都表明两组价格存在差异。泰勒把这一结果称为“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两组的唯一差异，仅是后一组先拿到了马克杯，而前一组没有拿到。人们把已经拿到手的东西看得很重，会在它的本来价值之上附加另一重价值，即使自己对马克杯或巧克力棒原本毫无偏好。

禀赋效应的提出，直接对科斯定理构成了挑战。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权利的初始分配并不会影响最终的经济效率。例如经典的排污权问题中，制造污染的厂商与受污染影响的公众之间存在矛盾。根据科斯定理，关键在于交易费用，而双方谁掌握权利并不重要。可一旦引入禀赋效应，经济学家发现大众“愿意接受的排污成本”与“愿意支付的排污成本”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鸿沟，因此初始权利分配直接影响了最终的经济效率。

禀赋效应在很多行为中都存在。一个人在以不同形式获得收入的时候，他的消费模式、投资模式可能完全不同。经济学家从此才意识到，我们不但要关注消费者获得多少资金，还要关注他是如何获得资金。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记者采访泰勒将如何花掉这一百万美元的奖金。泰勒开玩笑说，“他将尽可能以非理性的方式花掉这笔钱”。

社会偏好

在当代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方向，研究人的利他行为和利他倾向，学界称之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而泰勒也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传统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定性为理性自私，因此推测人在决策时只考虑金钱刺激，而不会受到其他情绪影响。

泰勒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人类决策会受到大量心理因素影响，如对不公平的厌恶，对模糊性的厌恶，对欺骗的厌恶，对损失的厌恶等等，如果这些情绪足够强烈，就可能主导人的行为，而完全不顾金钱刺激。

例如，很多美国人都认为：飓风灾难以后，矿泉水涨价；暴雪之后，铲子涨价；暴雨天气，优步的费用自动上调，这些行为都极不公平，不能接受。经济学家试图用冷酷的供求关系来解释这些现象，而哲学家根本拒绝，这就是今日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与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之争的起源。

泰勒既不同意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也并不想像哲学家那样做价值判断，他只是希望通过实验或者其他手段搞清楚人们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感觉不公，这种不公又有多强烈，才会对个人决策造成影响。当时已有学者发明一种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实验，即将两个被试者配对，发给其中一人一笔资金，让他在两人之间做出分配。如果第二人接受第一人的提议，那么双方就按方案拿钱结束实验。如果第二人觉得第一人过于贪婪，他可以拒绝方案作为惩罚，双方都一无所得。用这个简单的实验可以有效检验个人对不公平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在这个经典实验提出之后，泰勒及其他学者又陆续提出好几种其他实验，都可以用于检测个人的利他合作倾向，或是对违背合作行为的惩罚倾向。主流经济学要接受这些研究成果，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许多实验经济学家在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各种环境下重复这些实验，证明人类社会中普遍稳定地存在社会偏好，终于获得了学界承认。

过度反应

泰勒一直自认为是经济学家，并非金融专家。但是他熟知人的行为模式，身边也有大量精通金融市场的专家，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金融领域。金融领域在80年代发生过一场大争论，从而引伸出今天金融学的两大流派，有效市场学派与行为金融学派。这两派的领军人物在前几年同时获得诺奖。而泰勒适逢其会，运用他的洞见和实验方法，验证了市场上可能存在的“过度反应”，从而批驳了有效市场学派。他的研究也给席勒很大的鼓舞，在行为金融领域一路走了下去。

所谓过度反应，就是指投资者会对自己曾经受损的股票过度悲观，而对于自己赚钱的股票过度乐观。如此一来，人们对于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都会过度反应，导致市场的的不稳定。随着牛市来临，人们对投资越发自信，直到股价远远偏离公司本身的投资价值。熊市则反之。由于这种过度反应的心理存在，使得人们过于重视眼前的信息，而忽略市场的基本面。这种心理对金融市场影响巨大，后来被认为是行为金融学的四大支撑理论之一。

泰勒出手不凡，在金融学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就成为经典。此后，他在一系列小问题上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比如他注意到，金融市场的收益往往与日期有关，比如季节、月份、星期乃至于节假日，都会在市场上造成不一般的影响。泰勒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与资金进出市场的习惯有关，也可能与企业在特定日期披露重大信息的习惯有关。

此外，泰勒还对著名的“封闭基金之谜”（Closed-end mutual fund puzzle）进行了研究。所谓封闭基金之谜，是指封闭基金的价格与净资产之间长期背离。有效市场学派的很多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不下五种解释。而泰勒别出心裁地从投资者心理的角度研究该问题，认为基金折价反映出个人投资者的情绪变化，具有相同投资者结构的投资品种，会受到类似的投资者情绪的影响。

助推与总结

泰勒的研究深入到经济学、金融学的各个领域，只要与人类行为有关，就有行为研究的用武之地。不难发现，泰勒的很多研究灵感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尊重常识，并用于面对现实挑战的学者。这也是他从不限定研究范围，自如地出入于各个领域的原因。所以他与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学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开始合作，也毫不意外了。

经济学者也许并不清楚，经济学是近代对法学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学的面貌。在这过程中，最出名的学者是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曾写过《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而泰勒遇到桑斯坦后，很快合作写出一篇“从行为角度研究法律经济学”，发表在《斯坦福法学评论》上。这被认为是一份法经济学的行为学转向宣言，引起波斯纳的极大不满。可现实中，法经济学确确实实就在如此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