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物的诞生：谁制造了“热沃当的野兽”？

热沃当的野兽在法国引起了焦虑和不安的想象。直到1765年秋，在奥弗涅南部的雷沙兹（Les Chazes ）王室修道院的空地上，国王的火枪手弗朗索瓦·安托万（François Antoine ）追踪并杀死了一匹体型巨大的狼才结束了这一狂热。遵照王室意愿对狼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之后，官员们立马将其送至宫廷，由安托万的儿子呈献给路易十五和其他显贵。在小安托万向凡尔赛胜利前进后，公众对于热沃当猎获物的兴趣骤然冷却（事实上这一兴趣在短暂的消退之后又恢复了），不过我们仍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764年11月至1765年11月的这一年，“长尾巨爪的野兽”的骇行构成了一个持续引起数千人注意的国内外现象。

从19世纪末开始，一个局促而琐碎的分析框架塑造了对野兽的讨论。事实上，不论怎么说，相关大量文献所代表的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回应和不断支持这一分析框架。1889年，神甫皮埃尔·普谢（Pierre Pourcher）出版了一部巨著，他在书中声称野兽的行为是神意的表达。这一观点重新点燃了人们对热沃当野兽故事的兴趣。从此以后，对野兽的叙述多多少少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普谢在蒙彼利埃省档案馆和其他资料库发现了大量的文献，作为一名潜心研究这一故事的学者，他对这些文献做了细致精到的选择。不过我们不应该把现代怪异且局促的野兽分析框架完全怪罪在普谢一个人头上。

但从1889年起，我们可以说这一故事的爱好者们追随着普谢的步伐，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到了野兽本身的性质上。除了构建野兽杀人的基本时间线，描绘直到1767年夏为止看上去似乎永无止息的猎杀之外，作家们根据他们的证据提出了一个个野兽身份的理论：野兽应该是狼或是狼和狗的杂交物，它应该具有一些超自然的特性，也许是一个疯子或是一个被疯子训练起来的动物，又或是史前时期的孑遗物等等。由于这一故事的资料被用于狭隘的目的——人们特别关注目击证词、动物轨迹的核定以及相关受害者尸体的描述，它们就被从社会、文化和知识网络中剥离出来。而这些网络正是资料最初具有意义的地方。这些资料已经成为一个看似永恒的侦探小说（“谁干的或干了什么”）的原材料。

我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这一故事的研究的，野兽本身将不再是我关注的焦点。人类努力去了解和打败这一闯入人们视线中的致命敌人。相较于人们的态度、假设、动机和失意，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野兽的身份就显得不那么吸引人了。为了探究这些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精神状况。18世纪中叶的民间信仰、科学思想、宗教冲突、传媒市场、贵族文化、地方犯罪以及法国战后的政治状况，这些因素的互动是如何创造了当时的精神状况？这一精神状况又是如何制约了人们对野兽的回应？

由于现代对野兽这一对象的狭窄定义，丰富的档案记录没有为人利用起来。富有灼见的多方面的档案或被选择性地解读，或被归结于单一的意义。人们过于关注涉及野兽身份的资料，导致对另外一些重要的资料挖掘得不够（也许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扮演了重要角色，身兼猎人和龙骑兵的让—巴蒂斯特·迪阿梅尔上尉的信件）。为了打破围绕着这一野兽传说的固有叙述，我细致地梳理了所有可获取的资料，将档案背后的各种声音置于活跃的对话之中。因此一幅关于野兽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画面就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野兽如何获得影响力，它的行为如何给当时的想象留下了深刻印迹，悬念迭起的捕猎故事如何体现和放大了塑造时代文化的事件。

热沃当野兽的故事充满戏剧性且引人入胜，故事的展开呈现了人类应对危机的方方面面：恐惧、紧急、勇气、幽默、同情、玩世不恭、绝望、混乱。本书向很久以前就本应该熟悉这一有趣怪兽的学者介绍了野兽的故事。尽管法国人熟悉热沃当野兽的大致情节，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家群体中，这一故事还是比较陌生的。事实上，即便是在法国的历史认知中，这一野兽故事也是被置之一隅的。然而这一交织着心碎与英雄气概的动人故事理应得到更广泛、更密切的关注。当我探究这一故事的人文维度时，我同时也寻求将野兽重置于历史的出生地，强调热沃当野兽现象与席卷各色人物的潮流之间的联系。尽管后来证明，这一地区承受的可怕磨炼是在对法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一系列发展网络中发生的，但是很少有著作如此这般，从更宽广的历史背景出发，细致地描绘热沃当的这一事件。

野兽故事的兴起非常迅速，而其在1765年底的销声匿迹也同样迅速，这表明故事引起的回响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当时动荡的局势。在启蒙运动的文化氛围下，自然史日益成为一种风尚；1750年代末和1760年代初宗教冲突引发了一种精神张力；新近出现且激动人心的“舆论”扰乱了政治和公共空间；七年战争之后人们对国家的脆弱性高度敏感。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野兽的行为备受关注，使得野兽故事成为一个处于革命前夜的社会的投影。伴随着一系列的转变，焦虑产生了，并凝结成了法国人好奇、恐惧与希望的众生相。在这种氛围中，精英和底层、文人和文盲都能够接受甚至期待出现野兽。

1760年代末，真实发生过的情节同记忆与叙述中的事件已经有所出入了。1765年的世界还是一个大体上前现代的世界。后革命时代“业已祛魅”的文化则以公众理性思想的形成为标志。围绕野兽故事的差异显露了那条将两个世界连接起来的缝隙。伴随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对“可相信的”一词定义的变化，我会展示构成法国现代性神话基础的对立的逐步同化：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公开与私下，理性与迷信，国家与地区（以及王室），世俗与宗教，官方真相与地下谣言，科学与巫术。野兽的出现像是一个象征和强烈的刺激物，它类似一个概念的筛子，筛出了“现代”意识的构建和“传统”过去的界定。

野兽故事的现代命运是本书最后一章的核心。随着法国现代性的发展，野兽故事成了战略性遗忘的受害者。后来在法国第三共和国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和学术动荡中，野兽故事又被重新复活。然而热沃当野兽的故事进入现代时已丧失了大部分与历史相关的内容。遗忘和心理上的距离遮蔽了野兽故事的原本涵义，至20世纪初，野兽故事已经成了一种无尽猜测的单一维度的事物。

我们会特别关注人们当时是怎么理解野兽事件的，还会分析事件与后续叙述架构的差异。通过以上方式，我们希望理解遮蔽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总体上将以时间顺序安排这趟旅程。在途中，我们会经历故事的高光时刻，也会经由有意思的文本偶尔游离主干线之外，去走几条小道。一些重要人物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在塑造野兽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典型力量。在探究过程中，我们至少描绘了七个不同的“制造野兽”阶段。在此期间，热沃当的众多野兽现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