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有约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每40秒就有一人因自杀而失去生命。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提到，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2.1%，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81万人。
每一个数字背后，可能都是一个被改变的人生。
目前，抑郁症治疗主要依赖于抗抑郁药。但识别率低、就诊率低、治愈率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患者。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抑郁症的就诊率是8.7%，就诊患者药物治疗率仅为51.5%。
为了寻找更好的治疗手段，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孙伯民医生团队，于近年展开了针对难治性抑郁症的脑深部电刺激（DBS）疗法临床试验。相关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已有七位患者接受手术。
我们采访了其中一位患者陈佛新。1996年，他因病情严重，不得不从大学退学，回家治疗。抑郁症好了又复发，他虽然结了婚，却只能回乡下靠父母生存。在父母看来，他是“懒”“没出息”“什么都不愿意干”。
在被抑郁症“中断”人生的数年里，陈佛新尝试过各种药物治疗，甚至尝试过电休克疗法，也无法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当他得知，往大脑里植入电极，有可能治愈自己的抑郁症，他决定花17万“赌一把”。以下是他的故事。
1996年 大学发病
“正常的大学生应该是很阳光的，我现在这样跟老人家差不多”
有天晚自修之后，我和同学去打乒乓球。窗外面有一对学姐学哥在谈恋爱，我们去捡球的时候可能打扰到了他们，互相拌了几下嘴，他们说了一些狠话。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
我没有和别人说过这种感觉，我就是想独自把它承担下来。得了抑郁症之后，同学和我说话我也不会回答，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也没法去上课了。
当时我的状态，给同学们的印象就是“要死不活”的。同学劝我想开一点：“有的同学家里条件还不如你，活得还比你潇洒，你为什么不能潇洒起来？”
可是我认输了。学习学不进，考试又考不好，上大学只是糟蹋父母的钱。他们可能也不理解我吧，正常的大学生应该是很阳光的，我现在这样跟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他们，一点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了。
但那时候考上大学也不容易，我对大学生活还是很留恋的。休学回家治疗了一年，我回学校复读了。可是成绩还是跟不上，没有一门科目能合格，我的状态又不好了，就退学回来一直在家吃药看病。
状态最不好的时候，吃饭都是家里人料理的。他们把饭做好，放在那里就离开了，我再一个人出来吃掉。别人会觉得我太懒了，其实我是没有能动力了，每天只能睡觉，坐起来也不想见人，整天没有话，死气沉沉的，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比坐牢的人好不了多少。但是坐牢的人还可以跟别人说说话，我跟自己的父母也没什么话讲。
2003年 好转上班
“原来我也有积极上进的想法，但是身体不听话”
中间我也好转过。有一天妈妈在地里干农活，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跑去和妈妈聊天。聊着聊着，我觉得心里有一口气出来了，大脑就变回了正常人的思维，感觉好得莫名其妙。
在这之后，我就到一个装潢公司上班，一直工作到2014年。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干得挺好的，也要承担带新手的任务。
但是原来的两个车间主任跳槽之后，另外两个跟我一样的正式工被选成了组长。老板可能考虑到我曾经有抑郁症，就没有选我。我觉得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想不开，钻到牛角尖上，抑郁症又发作了。
我只能呆在家，没法好好工作。脑子一天都是混混沌沌的，也不想什么，就睁着眼躺在床上，睡也睡不太着，但是起来也没事情做，不如就在床上躺着，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语言表达能力也没有，说不清楚事情，也没有说话的欲望。就像人家写作文没有题材，写不出东西一样。
整个人也浮肿了起来，腰围大概有一米，吃得多，拉得少，可能三天左右才大便一次。
原来我也有积极上进的想法，但是身体不听话，它要往下掉，别人把你往外拉也拉不动。接受治疗之后，我状态稍微好了一点，想去上班，但工作十天八天，状态再次低落下来，又不能正常上班了。
我原来会的一些技术也丧失了，像切料、门窗加工，涉及到好十几种型材，每种型材都有各自的尺寸，对应的工序就很繁琐：要先在电脑上优化好方案，比如说六米长的料，需要做成几个尺寸，怎么把它切下来，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个工序，才能把这个料做好。
我就没法干这些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只能做一些很普通的事情，就觉得自己很无能，想着自己哪里不如人家，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有点跟自己对着干。
2014年 再次回乡
“我生病了，话也不多，儿子也不怎么跟我交流”
因为这个病，我状态正常、上班正常的时候，在当地也要不到老婆。我不正常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介绍。就算有人介绍我也回绝，我有病，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也不能影响到别人，我就不谈。
后来遇到我老婆，她是外地的，也结过婚，14年我复发的时候，我们也有孩子了，她就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那时候我儿子上四年级了，但是因为我生病了，话也不多，儿子也不怎么跟我交流。他能正常上学我就谢天谢地了，也不追求他跟我交流。现在我和他的交流也不多，小孩子可能跟我们有代沟，有时候说他也不听，自己按照自己的脾气生活。
我本来是和老婆孩子一起住在城里，但因为发病被送到医院接受封闭治疗。从医院回来以后，因为孩子还在上学，老婆自己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我不可能再让她照顾了。我就回到乡下，靠着爸爸妈妈生活。
那种状态下干什么都没动力，无精打采，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就跟犯了毒瘾一样，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下床。
而且因为我住在楼上，就需要父母把饭送上来，放到我的床头，我才会吃。
父母认为我就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懒，什么都不愿意动。但其实后来瑞金医院的医生跟我说，“你这个病就像心脏病一样，自己没法控制的，有问题就要去看医生”。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
14年到17年，我都是在当地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看病，每年都要去两三趟，各种治疗抑郁症的手段都试了，吃了好多种药，还尝试过电休克治疗，都不能恢复。
2017年 植入电极
“我的情况不允许我再拖延了，我想就跟他赌一把”
我爸的一个朋友，看到电视节目里介绍，上海瑞金医院可以用脑深部电刺激治疗抑郁症，就叫我过去试一试。
去了之后医生跟我说，这个疗法需要做开颅手术，把脑起搏器放到我的身体里，但还处在试验阶段，属于一个新课题，可能可以治好我。我觉得可能是没什么把握，但是我的情况不允许我再拖延了，我想就跟他赌一把。
不过做这个手术需要17万，这笔费用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还是个不小的数字，我父母都是农民，我自己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厂里工资也不是很高，而且我那时候刚买完房子，手头没有什么钱，最后是父母找亲戚借了一些，凑了10万块钱，我老婆问她娘家人借了一些，就这样才把医药费给付了。
在术前一周的观察期里，我看到有些帕金森患者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恢复了运动功能，我就对它有了一些信心。
不过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放到了我脑子里，我没看过，也没问过，我就比较马大哈吧。
2017年11月13日，我做了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手术的过程我是全然不知了，等我清醒过来，睁开眼，感觉就跟睡了一觉一样。回到病房之后，医生拿着一个像遥控器的设备，给我调整电极的触点、电量之类的。
在医院休息一段时间后，我就出院回家了。我能清楚看到右胸口有块像火柴盒一样的凸起，还有一根导线连在上面，头顶两边也有两个小突起，有大拇指头指甲盖那么大，摸起来硬硬的，不疼也不痒，洗澡、洗头、运动、睡觉都没有影响。
但是我感觉自己的状态还是不大好，人还是那种不主动的状态，正常的动力还没有调节起来，不是很想说话，也不是很想做事情，也不可能一下子精力就上来吧。
具体细节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该吃饭吃饭，也不做什么事情，稀里糊涂地混着过，生活自理上也就是应付一下。
2018年 最后调试
“反正有希望最好，没有希望也只能这样”
达不到效果，我就往医院跑，内心还是希望能够一下子转变过来，让我能够恢复正常的状态。反正有这个机器装在脑子里，我就很期待它能发挥作用。
我家在江苏南通，到上海瑞金医院需要先坐两个小时汽车，再坐公交车。每个月我都是一个人到上海来调试，即便状态不好也是一个人过来。
刚开始状态还有点起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能正常吃吃饭，但也没找到坚决生活下去的信心，没找到那种“我对了”的感觉。
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份，一下子人就变得很消极很消极，好像比以前还要严重，根本就看不到希望，可以说已经自我放弃了，就不想活了。
那段时间的事，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医生说打电话找不到我，是我父亲接的电话。
我的状态也不允许再独自去医院了，就在家里整天躺着，一躺就躺到下午四五点，晚上家里人也是很不容易才能把我叫起来。有一次，我刚在床上站起来，准备往别的屋子走的时候，就摔倒了，把下巴摔破了。
可是医生还是没有放弃我，就不停开导我，让我不要放弃，不到最后没有看到结果，总会有希望的，我就很勉强地去了医院最后一次。
那次去医院，医生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说，如果这一次能调好就好，调不好也实在没有办法了。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但也只能接受了，反正有希望最好，没有希望也只能这样。
那天下午调好了，我在医院睡了一觉。第二天五六点我就醒了，感觉很舒服，轻松了，那种压抑的感觉缓解了，有跟人沟通的欲望了。
当时我要去做磁共振，看到一个青少年也准备做磁共振，我就主动去问他是什么情况。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我打篮球脚扭了，我说你们上海人特别注重身体，打个篮球扭了脚还要做磁共振，在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他说自己是软组织的损伤，要磁共振才可以看得出来。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像这样正常地跟陌生人聊天了，所以这段对话我印象蛮深。我很开心，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跟人交流，以后工作、生活就能够步入正轨。
医生看我调试好了，也是很为我高兴，我就一直很感谢他。我也打电话跟我老婆说我恢复好了，能够跟人沟通了，她也很开心，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
能够坚持半年多的调试，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幸运吧。我也和一两个病友有联系，他们觉得装了这个机器以后，有个东西在脑子里，不自在，可能也没有达到我这个效果，就把它取出来了。
也要特别谢谢医生对我的开导，他就是说抑郁症就跟心脏病一样，它就是不受自己控制的，你不能说不好就放弃了，还要坚持。
2020年 生活恢复
“我今年45岁了，应该是奋斗的年龄”
我因为生这个病，办了残疾证。调试好回家之后，我先在我们大队的残疾人之家，做了一个月的手工。我也生怕像以前那样上了班，没几天又要回家，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就在那做了一个月手工，能正常做，我就联系公司说想回去上班。
我们车间主任说你不要像以前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不行。我说这次好了，不会的。我是18年7月份重新回到公司上班，到今天整整两年了，一直在上班。
但是我的工作环境对我身体也不怎么好，都是跟机器打交道，不怎么跟人接触。每天工作将近十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半，中午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全年上班，按天结算工资，休息就没工资。我一般都不怎么舍得请假。
我现在做的都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但是感觉老板没有给公平的待遇，一直很纠结。前两天在公司干活发生了点意外，从两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肌肉有点伤，估计问题不大，就是要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这次发生事故，也是因为我一直在纠结待遇的事情，状态不是很好。工作的这两年，我的工资跟同岗位的人差了好多。
只要工资合适，我是想跳槽，主要是顾及我家里，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不可能觉得轻松。我今年45岁了，应该是奋斗的年龄。
现在我下班一般比我老婆还早一点。她是做服装的，晚上回家比我晚，我就自己做饭吃。我住在小镇上，吃完晚饭就会出去健健身，跳跳广场舞，每晚跳一个多小时。
我现在是比较热衷于锻炼身体，买了两个哑铃，每个有二十多斤，我老婆都拎不动。有时候早上一手拎一个，拿在手里摆三四十次，练一练。现在我身材各方面都比较标准了，不像以前挺好大一个肚子。
城里的房子，我给小孩打了一张蛮漂亮的床，乡下的房子做了铝合金的大门，还把家里场地浇了水泥，各方面就活络了，面貌一新了，确实感觉不一样了。
我现在比较欣慰的就是，我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没有像有的书呆子一样，钻到某个角落里出不来，对社会一点作用都没有，现在我有一技之长，还能够发挥一些作用。
我现在就是会纠结一件事，这个机器没电之后要不要取出来。我这两年也没怎么跟医生沟通，但我想让他们在电池还有电的情况下，关一下机，看看我能不能适应没有脑起搏器的状态，无论如何我也想试一下。
如果能够适应我也不想再换电池了，毕竟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我也没有信心，毕竟这个病不受自己控制，不是说你想摆脱就能摆脱，你想好就能好的。
（应受访者要求，陈佛新为化名。）
与其他抑郁症患者相比，陈佛新是幸运的。
南都记者从治疗团队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陈佛新接受的脑深部电刺激疗法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有待获得常规医疗应用许可。
在获得许可前，科学家们还要解决多重难题。
首先是个体差异性的问题。正如陈佛新在植入电极后经历了反复调整，脑电刺激的参数不是恒定的，而是要结合不同患者的情况进行个性化设置。
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抑郁症的致病原因，也无法准确地解码脑电信号。
以瑞金医院的项目为例，虽然临床试验效果不错，找到了一些有效的脑电刺激区域，但背后的神经机理还不清楚。大脑各个区域的活动，与人的精巧动作、情绪等存在怎样的对应关系？是否存在一些信号，与抑郁症诊疗高度相关？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期盼在未来，陈佛新的“幸运”能够变成常态，推广到其他抑郁症患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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