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把科学带回家
如果你觉得你的或你孩子的作业特别多，你不是一个人。古往今来，海内外的家长和小朋友都对作业感到很纠结。
比如在2012年，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发现，西班牙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要做6.4小时的作业，比其他发达国家多三分之一。该调查发表后，代表1.2万名西班牙家长的组织 CEAPA 就开始反对作业。
实际上，美国在近百年来曾反复禁作业，又号召加作业。在这样反复折腾后，1983年，美国政府的一份标题骇人的报告称，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平庸，“整个国家都处在危机之中”。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顾一下美国这一百年来的作业简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育研究者 Brian Gill 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家 Steven Schlossman 是最早一批对美国作业史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发现，在19世纪，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主要是死记硬背，当时学校老师还会实行体罚。而在那个年代，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升入小学四年级，大多数家庭需要孩子帮忙干活赚钱，因此会在上中学前辍学。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能供孩子接受中学基础教育，而作业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现在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时鸡飞狗跳的场景，19世纪的美国家长也曾遭遇过。
1890年左右，回家作业的争论开始进入社会舆论核心。美国内战英雄、后来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经济学家 Francis Amasa Walker 这样回忆给孩子辅导数学作业：“我得一次又一次地让满脸泪水、怒气冲冲的孩子上床睡觉。学校的作业已经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只是让人神经疲劳的手段。”
当时还担任波士顿地区学校委员会委员的 Walker 强烈批判小学阶段的算术作业。他还鼓动波士顿学校委员会限制波士顿的老师给学生布置数学作业，除非有“特殊情况”。
接着来到20世纪初。那时，科学育儿开始被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而当时的育儿思潮受到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巨大影响。霍尔认为，学龄前儿童是脆弱的，容易被智力任务伤害，因此小孩子不应该在8岁前上学。
在他的影响下，美国的大城市出现了很多妈妈俱乐部，会员们致力于推广和普及霍尔的育儿思想。妈妈们抵制的一大对象，就是布置给小学生的作业。
因此在1900年，洛杉矶妈妈俱乐部促使当地政府对洛杉矶小学的教育体制进行审查。这次审查的结果就是，洛杉矶的小学不能给1-6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
加州其他城市的妈妈团体也火速行动了起来，对当地政府施压。1900年，旧金山也规定不能给小学1-4年级的学生留作业，5-7年级的回家作业量只能限制在1小时以内。
1901年，加州州议会立法规定，加州公立学校不得给15岁以下的青少年布置作业，高中生每周的背诵内容也不得超过20份。
加州的声浪引发了全美的共振。到了1901年，美国62座城市中的40座都限制了中小学给学生的回家作业量。首都华盛顿的小学也禁止给小学1-5年级的学生留回家作业。
作业的问题甚至上升到了联邦政策层面。1900年，美国教育部长威廉·托瑞·哈里斯 （William Torrey Harris）表示作业“就是无穷的虐待之源”，因此“12岁及以上的学生每天回家后做作业的时间应该被严格限制在2小时以内，12岁以内就不应该有作业。”
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大城市的中小学依旧奉行回家无作业的宗旨。比如，纽约的公立学校被禁止给小学1-3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加州圣地亚哥市则禁止给1-8年级的中小学生布置作业。芝加哥更激进，直接禁止所有公立中小学校给任何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
但是，这种反作业的国民情绪在冷战期间发生了180度转变。
1958年3月，老牌杂志《生活》发表了一篇对比苏美青少年的学习生活的文章。《生活》杂志跟拍了来自莫斯科的16岁少年 Alexey Kutskov 和来自芝加哥的16岁少年 Stephen Lapekas 的一天的生活。
苏联少年 Alexey 几乎一整天都在学习，不是在做物理实验，就是在学化学、下国际象棋或是读莎士比亚。Alexey 也打排球、学音乐。他的老师也很“鸡娃”，总是告诉他，他的前途取决于学习的好坏。
美国少年 Stephen 则相当“佛系”，他对学习的态度比较无所谓，放学后他和女朋友约会，然后去参加派对。
苏美中学生的“对决”引发了美国民众的集体焦虑。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的教育系统发生了重大改革：1958年9月美国政府通过了“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政府为天赋少年提供奖学金和特别支持，并提高了教师工资。
10年过去了，反作业的情绪又开始高涨。1968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称：“如果作业耗费了社交、户外活动、创造性运动和睡眠的时间，作业就没有满足青少年的基本需求。”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一份重量级报告则给了美国人当头一棒。
80年代初，美国政府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美国学生的学力水平。该委员会成员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伦·西奥多·西博格（Glenn T。 Seaborg），主席由曾是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长的约翰·威廉·加德纳（John W。 Gardner）担任。
1983年，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国家危机：教育改革刻不容缓）的报告。就如同它的标题提示的那样，它的内容对美国人来说相当骇人听闻。
“国家危机”这项报告对全美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成就进行了调查和整理，结论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很糟糕，2300万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读写能力。
该报告指出，从1963年到1980年，美国高考（SAT）阅读部分的平均分下降了“超过50分”（阅读部分总分800），而数学部分则下降了“近40分”（数学部分总分800）。
该报告还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能力进行了对比：“在19项学术能力测试中，美国学生从没有拿过第一或第二，倒数第一倒是拿了7次。”
这项报告写道：“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危机，我们在商业、工业、科学和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取代。…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侵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正遭受威胁。…如果不怀好意的境外势力想要把这种平庸的教育系统强加在美国之上，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视为宣战。”并称：“历史不会对懒汉宽容。”
至于应该如何改善现状，该报告提出，高中生应该多做作业，这样才能和日本、韩国以及德国的同龄人竞争。加德纳甚至认为，美国学生应该多接受3年的数学、科学和外语教育。
在“国家危机”报告发表的3年后的1986年，新一届的美国教育部部长 William Bennett 出版了What Works， Research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什么有用？关于教学和学习的研究）一书。这本书也支持给美国学生加作业。后来这本书也成了美国政府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那么，美国学生的实际作业量有没有变化呢？
根据 Brian 和 Schlossman 对美国近百年中小学生回家作业的统计，只有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中小学生的作业才在短时期内变多了，但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中小学生每天的回家作业时间基本没有变化。
然而你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对作业的态度却像一个钟摆，在反对和支持之间不停摇摆。
正常的童年应该是什么样的，多少作业才是正确的？恐怕没有人能给出能在所有的时间说服所有人的答案。
狩猎采集的人类祖先并没有作业但却需要一辈子劳作，未来的人类或许在科技的帮助下不需要劳作而可以整天享乐。作业要多少才合适？这可能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属于我们这个演化阶段的独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