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易佳颖 实习生沈欣妍 上海报道
时至2023年尾声，回顾这一年，时有明星、达人主播等偷漏税消息通报。
就在12月初，小虎队成员陈志朋被公司前员工曝偷税漏税引起网友的关注及热议。随后，陈志朋发文回应此事，表示，“当时由于我们对于法律的无知，未查看对方代我缴纳税款的完税证明，导致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欠下了税款。”
而与之不同的是，上个月，11月13日，大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发布通报，对网络主播王纯善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653.61万元。经查，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王纯善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手段偷逃个人所得税218.30万元、增值税142.41万元。
和陈志朋，以及此前蒋依依、宋祖儿等被举报偷逃税不同的是，该案由大连市税务局根据精准分析自主发现。同样的大数据分析也出现在9月一连串税务问题的曝光中，演员袁冰妍被重庆市税务部门发现存在涉税风险，经调查后对个人累计罚款297.38万元，关联企业罚款132.98万元。而财税中介人员李薇、网络主播吴川、深圳至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在分析查处中分别并处罚金58.8万元、1359.08万元、216.6万元。
“大数据反映问题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核实，核实的结果不一定是数据提示的异常结果。有些结果在现场调查不一定会马上出来，最重要的步骤是税务干部要深入去核实情况。” 盈科律师事务所上海财税法律事务部律师谭玉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道。
举报VS大数据
更早时候，偷税漏税更多靠举报完成。
今年年初，演员蒋依依遭网友实名检举，举报信中称其所有个人收入全部转入其母亲名下工作室，累计涉嫌金额1613万元，被追缴罚款238万余元。无独有偶，宋祖儿被前公司员工举报涉嫌偷税漏税，涉及4500万元金额，目前案情仍在持续调查中，不过，从目前各大卫视动向看，不少宋祖儿相关视频已接连下架。
“只要是合理的举报，税务机关一般都会查证，所谓的合理举报是说举报人要给出一定的有价值的线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田志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对举报查证做出了解释。一般而言，税务部门接到实名检举，且是有价值的线索，都会进行处理。
不过，检举揭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行业净化作用，也容易对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大家会变得不信任彼此，行业内有些情况可能就不和别人说了，会防备很多事情，不利于信息透明化和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分析道。
相较之下，大数据查税更利于行业规范化发展。早在2021年，税务部门就提出将加强税收监管和税收监察，利用大数据追征多起主播逃税案。但从披露结果看，目前征涉税案件查处主要依靠大数据分析和实名举报两种方式并行处理，在9月初频上热搜的蒋依依、宋祖儿事件中，大数据未能发挥预期中的效用。
“大数据不是万能的”，田志伟解释，“大数据也是通过蛛丝马迹来判断纳税人是否有违规行为，对很多问题也触及不到，比如现金交易，大数据就很难触及。”事实上，很多明星主播都是个体工商户，业务模式较为简单，从表面上看都近乎合规。“大数据常常是关联性的，如果业务模式比较简单，像税率比较低的话，就不一定好查，还有隐瞒收入、合同没入账等情况，也不一定能查到。”蔡昌补充道。
在举报案中被发现税务问题的蒋依依和宋祖儿，其业务模式均为个人工作室形式。天眼查官网显示，蒋依依工作室全名为永康蒋依依影视文化工作室，于2016年成立，投资人为蒋依依的母亲刘艳林，持股比例达100%。而宋祖儿关联企业的四家企业，如今只剩上海泓泉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处于存续状态，并于今年年初就已将宋祖儿99%的持股比例变更为10%。
在具体交易中，涉税责任通常依据业务而定。“如果另外一方是给明星发工资或者发劳务费，那么他们有义务代扣代缴，如果没有，那么责任一般在另外一方而不是明星”，田志伟说，“如果是明星自己的公司跟另外一方开展业务，那么另外一方有义务索要发票等凭证，有义务不签订阴阳合同。如果是合法的交易，交易数据方面会通过发票记录下来，自动传递给税务机关。”
而不少偷税漏税行为之所以能够逃脱大数据的追查，很有可能是未通过正规渠道。“现在个人转账监控得还不是太严，找个理由借钱给对方或者是其他情况，都有可能转过去。”蔡昌说。
仅9月，税务部门就累计曝光9起涉税违法案，其中文娱行业是重灾区，涉嫌金融动辄上千万。“文娱行业一方面收入较高，另一方面正规渠道缴税金额也比较高，导致行业中不少人心存侥幸心理”，蔡昌说，“文娱企业监管有很多盲区，包括收入结转问题等。未来应该还是会以大数据发现为主，通过各种信息分析检查，是监管的正道。”
3年20案
自2018年范冰冰“阴阳合同”大爆网络以来，税务部门不断加强对明星主播税务问题的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据有关税务机关等通报，2021年以来明星主播逃税案共20起，被罚金额最高达13.41亿元。 在已走完司法程序的案件中，主播占比近六成，达11起。《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2022年网络直播与短视频行业整体市场营收达1992.34亿元，同比增长8%。
涉案主播中，被罚金额超亿元的分别为2021年的薇娅和2022年的徐国豪。薇娅作为全平台直播带货“一姐”，粉丝体量近亿规模。2021年12月，税务部门发布通报，网络主播黄薇（即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累计处罚13.41亿元。
而作为陌陌头部主播的徐国豪，巅峰时期单月收入破千万，并与罗大佑、林志炫同台歌唱。2022年，其因直播打赏收入，未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1755.57万元，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等方式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1914.19万元，少缴其他税费218.96万元，被累计并处罚款1.08亿元。
朱宸慧、平荣、林珊珊、吴川、孙自烜等主播被罚金额均在千万级别，分别达6555万、6200万、2767万、1359万、1171万。朱宸慧是淘宝主播“雪梨”，被罚时淘宝带货数据仅次于李佳琦、薇娅，淘宝粉丝体量达3319万。平荣作为快手头部主播，拥有超2000万平台粉丝。林珊珊、吴川、孙自烜在时尚领域、娱乐主播和电竞户外领域，分别拥有百万级别粉丝规模。
事实上，据2022-2023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统计，近九成主播平均月收入低于5000元。而即便涉嫌金额在百万级别的主播如加婵婵、贾亚亚、姚振宇、范思峰，也是各自领域的头部红人，其18.57万、17.67万、545.8万、649.5万的罚款，已是普通工薪阶层难以企及的数额。
至于娱乐明星行业，尽管占比较少，但涉嫌金额更高，均超5000万元，平均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达3亿元。2021年，郑爽被曝出在影视行业坐拥“天价片酬”，通过“阴阳合同”、转换收入性质等逃避纳税，累计处罚2.99亿元，引起国家税务总局重视。此后两年，邓伦、吴亦凡相继被查出涉嫌偷税漏税，累计并罚1.06亿元、6亿元，并作为“劣迹艺人”封锁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