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交媒体自出现以来，以即时、便捷、互动等特征迅速横扫全球，其构建的社交网络更是给人类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变化，与此同时，给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社交时代人们之间的联络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加频繁紧密，但实际上却潜移默化地让人们越发孤独和焦虑。这种孤独不是个别行为，而是在网络环境的虚拟反馈下形成的群体性孤独。本文将从媒介批评角度，综合运用传播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与研究成果对“群体性孤独”现象进行分析，重点探讨该现象背后的成因。
关键词：群体性孤独；媒介批评；社交网络时代
一、社交网络时代
在传播学史上，许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对媒介技术或手段在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深入地考察。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他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创造性地选用“实地考察”和“临床诊断”相结合的新思路，对人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成为当下人与技术关系领域首屈一指的社会心理学家。她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说到：“我们为了连接而牺牲了对话。大家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群体性孤独’。我们期待他人少，期待技术多。[1]”她认为，我们依赖社交网络这种虚拟空间，一旦脱离虚拟，孤独感就随之而来。换言之，人们想要借助社交网络来摆脱内心的孤独感，结果却多多少少地陷入了一种“群体性孤独”当中。
二、社交网络时代与“群体性孤独”
1.“群体性孤独”概念
目前搜索各种文献资料还没有对“群体性孤独”概念的相关阐释，大多数文章提出这个词是由于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著作《群体性孤独》，她在书中描述了当下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种现象：人们为了保持亲密渴望能够“在一起”，但同时又渴望能够“在别处”，即同时进行多种任务处理。纵然可能已经身处于热闹的人群当中，人们还是乐于通过社交网络能够连线到其他的地方，同身处别地的人时刻保持联系。更有甚者，哪怕是在参加约会、和同事们共事的时候也会出现出这类让人尴尬的“人群中的沉默”的情况。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称之为“Alone together” [2]。
2.社交网络时代“群体性孤独”现象
《中国青年报》曾面向社会做过一个关于上网体验的民意调查，调查人数将近两万，涉及三十个省份。调查数据显示：有63.6%的人感觉花费过长时间上网让人“变得内向”；还有57.3%的人觉得整日依赖或沉迷于社交网络使人“更加孤独”[3]。因而可知，网络并非疗治孤独的良药，相反，如果人们在虚拟的社交网络花费过多的精力与时间，容易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久而久之容易使人逃避现实生活转而沉溺社交网络，从而与身边亲朋好友产生情感的疏离、关系的冷淡，情况严重者，更有可能出现沉默寡言、情绪波动较大、现实社交关系逐渐淡漠等类似“孤独症”的心理迹象。例如淘宝网销售的“虚拟情人”服务，通过购买“聊天时长”，客户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一个“虚拟好友”，可以与客户畅所欲言，聆听客户倾诉，或者帮客户排忧解难。通过相关数据，某些网店的这种虚拟社交服务的月成交量成千累万。有客户这样评价：“很多时候，我其实并不在乎对方是谁，我只是想有一个情绪宣泄，感情寄托的对象来陪伴，排解孤独。”“虚拟情人”的出现与流行反映了当下现实社会存在很多孤单的个人，他们在现实社会感受到了压力、不信任，愿意抽离到虚拟空间，宁愿与陌生人或者虚拟的朋友而不愿与身边的人来倾诉。当今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这种内心世界无法排遣的孤独不是个别人才有的情况，体现的是当下一种群体性的孤独。
三、社交网络时代“群体性孤独”现象成因分析
当下社会是一个取得联系和保持联络非常便捷的时代，所谓的“分开”和“独处”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我们通过“掌媒”自由自在联系他人的现实并未排解人们内心的孤独感，甚至还逐渐强化着这种感受。社交网络将人们从自我孤独中解放出来，却又导致人们难以从技术需求中逃脱出来，于是陷入另一种孤独，甚至逐渐异化为一种对孤独感的消费，而这只会让人陷入“内心孤独寂寞——转向网络寻求慰藉——更加感到孤独——继续上网寻求安慰”的恶性循环当中。“群体性孤独”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危机正日益蔓延。笔者将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受众的微观心理角度出发，探析“群体性孤独”现象的成因。
1.“地球村”上的孤独村民——“拟态人”和“容器人”
每一种新媒介出现和普及，都会伴随着与这种媒介相关的异常社会现象。“地球村”的概念是麦克卢汉提出的，当时的预言已经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成为了现实，然而处在互联互通的“地球村”的“村民”却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群体性孤独”的时代疾病，成为当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媒介病理现象。在传播心理学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拟态人”的概念。社交网络时代人们通过Facebook、微博、微信朋友圈、个人空间等方式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网络身份。尽管使用的是真实身份，但是在社会网络中展现的却是自我加工后重新塑造的自己，即所谓的“拟态人”。出于自我认同的需求和他人认同的渴望，大众倾向于选择自己较为满意或者积极的一面对外进行展示分享，本无可厚非，因为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讲，这能促进自我与外界正常交流，达到使人愉悦的作用，但是这种“自我展示”不可避免带有表演或者作秀的成分，所以每当在网上发布关于自己的信息时，会思前想后，担心自己在网络上的发言影响到现实中的人如何对待自己，这逐渐变成了一种负担，形象塑造的不确定性让其焦虑不安，沉迷于“表演”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孤独。
日本传播学者中野牧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一书中用“容器人”的概念来形容现代人的媒体依赖症。他认为，在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就像是“罐状”的容器。这个容器孤立封闭，为了摆脱孤单状态也希望与外界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对方的内部。从表面看，上网和看电视都是在缺少现实互动的狭小空间内进行，但实质上网络比电视更加缺乏约束。因此，“容器人”这种生存状况不仅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消减，而是更变本加厉了。网络“虚拟实在性”使人们常常沉溺于屏幕，而忽略了屏幕外的真实时空。长时间沉溺于社交网络形成的性格孤僻、情绪抑郁、内心空虚、无责任感、人际交往障碍等人格异化问题，使其在线上线下判若两人，慢慢陷入“精神真空”的心理危机中，从而产生孤独感。
2.人们自我暴露的异化和自我麻醉——“自我呈现论”和“信息按摩”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过著名的“自我呈现论”，他把社会中的人看作是舞台上表演的艺人，他们通过预先给自己设定一个形象，通过表演来展示自我形象并努力争取好的效果。换言之，人们会依据自身内在的需求、动机和渴望，行使各种方法和手段来控制和展示自己的外在印象，并渴望获得他人肯定或正面的评价。一旦得到他人的认同或鼓励，自我想要展现的积极性就会显著提高。据斯坦福大学的调查，早在2000年，全球具有强迫性上网倾向的网民就超过了20万人。这不禁引人深思，既然社交网络并不能从根本上让人排解孤独，那为什么网民还是不断将视线和精力放在屏幕中的社交空间，不间断地一次次刷屏，如同患有强迫症或网瘾症般依赖社交网络，对其依恋地不能自已？笔者认为，可以用麦克卢汉的“信息即按摩”（message is massage）的理论来解释。互联网产生以来，传播的意义不再主要体现在传播的内容方面，更多的是转移到研究媒介效果方面。媒介自身的这种“按摩”作用对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交媒体通过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来填补我们的信息渴望和认同焦虑，暂缓了我们的心理疲惫，能起到暂时性的麻醉效果，但并不能将我们从孤独的沼泽地真正解救出来。
3.社交中的媒介依赖心理：“网瘾症”
当今世界，随着无线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迅猛发展，网络无处不在。长期生活在舒适网络环境里的人们对网络的感觉就好似鱼儿对水般依恋，一旦抽离，就十分容易出现不知所措、烦躁难耐的“戒断”症状。如果说“网虫”的说法是早期人们对网络迷恋者的一种调侃，那么到了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瘾症”则发展成了当下一大时代通病。长时间沉溺于网络环境，降低了现实中与人交往的沟通成本和面对面沟通所带来的压力。虚拟代替现实的交往方式的错位，更有可能导致自闭倾向的性格，对现实生活日益冷淡疏离，反而会产生另一种空虚和孤独感。正如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所说：“我们对科技的期盼越来多，却对彼此的期盼越来越少。我们好似处在一个完美风暴的静止中心，浑然不觉已成为科技的奴仆。”我们应当反思，技术的发展是否正在对社会产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革——即人操纵工具的时代转变成人成为工具的一部分的时代。
四、结 语
媒介与人的关系，是媒介分析、媒介批评的核心问题。社交网络逐渐给人们联系沟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内心建立起一座墙，人们的价值观、行为习惯、心理体验都在无形中接受着媒介的改造。技术是极具诱惑的，因为它能弥补人性中脆弱的一面，当人们习惯性地依赖技术，全身心投入到虚拟网络空间，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大众心理，形成一种群体性的麻木和孤独。媒介飞速发展给个体内心世界带来的改变与冲击值得引起关注。希望随着时代的进步，本文讨论的社交媒体时代“群体性孤独”的现象能够引起大众的关注，也希望大众们能从社交网络中抽离出来，真正将技术看作是为我们所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参考文献：
[1] (美)雪莉·特克尔著.周逵,刘菁荆译.群体性孤独[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8.
[2] 黄冲.万人民调:83.2%受访者坦言网络改变了自己的性格[EB/OL].http://media.sohu.com/20120524/n343967914.shtml,2012 -05-24.
[3] 张婧妍,周惠懋.群体性孤独:针对掌媒使用依赖的中日比较[J].新闻界,2013(15):69-74.
[4] (美)尼葛洛庞帝.胡泳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5]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方建移,章洁.大众传媒心理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7]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